简介：周以良（1922.12.9—2005.12.5），森林植物学家、林学家、生态学家，中共党员。生于天津，祖籍安徽省东至县。毕业于清华大学生物系，历任东北林学院教授、植物教研室主任、林学系主任、帽儿山分院副院长、科研处处长、东北林学院副院长，森林植物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国家重点学科植物学带头人。自参加工作后连续八年被评为哈尔滨市劳动模范，两次被评为黑龙江省科技精英，获得全国文教战线先进工作者以及全国归侨、侨眷优秀知识分子等荣誉称号。长期以植物分类为基础，从事植被生态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我国东北森林植物和植被的研究领域中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与探索，先后命名35个植物新种、15个变种，发表了72种新植物，取得了创造性的学术成就，为促进我国森林植物学、生态学和林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创办《植物研究》期刊。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100余篇，主编（合编）学术专著20余部；主持国家“七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项，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项，主持省、部级科技项目6项，先后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1项、二等奖1项，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项，林业部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首届刘业经教授基金奖1项，多次应邀代表我国赴国外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做专题报告，受到国际学术界的普遍赞誉。长期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在东北广袤的林海雪原间，有一个名字与大兴安岭的青松、小兴安岭的林海紧紧相连；在中国林业事业的发展历程中，有一位先驱用近70载坚守，为中国森林植物学筑牢根基、点亮明灯。他就是中国著名森林植物学家、东北森林植物学奠基人，东北林业大学教授周以良先生。

为国，他将爱国基因刻进血脉里；为学，他用多项科研成就填补林业领域的空白；为事，他胸怀大局、低调务实；为人，甘当人梯、提携后人……他以治学之严、报国之心、育人之诚，书写了一段扎根林区、奉献科学的传奇人生。

家风浸润：爱国的种子在心底萌芽

“人生百年，立于幼学；幼学之基，源于家门。”这句话在周以良身上得到了最深刻的印证。

周以良先生出生于天津，祖籍安徽省东至县，出身于声名远播的周氏名门，家族对近现代中国产生过很大影响。曾祖父周馥为晚清重臣。伯祖父周学熙出任过袁世凯和民国时期的财政总长，后来办实业，和南方的状元实业家张謇有“南张北周”之称。祖父周学海、伯祖父周学熙深耕实业与教育。父亲周叔弢是享誉海内外的藏书家、鉴赏家、实业家和政治家，是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的爱国民主人士中的杰出代表，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他以毕生精力兴办民族实业，抵制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为壮大中国的民族工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国民党政权崩溃时期，他带头做工商界人士工作，顶住国民党政府南迁的压力，留在天津迎接解放。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也是他率先提出将启新洋灰公司实行公私合营，比全国的公私合营运动早两年，而且主动提出放弃定息。藏书达四万多卷，皆以刻版好、纸张好、题跋好、收藏印章好和装潢好而蜚声天下。他“爱书如命”，竭尽大半生精力搜求，面对珍品甚至不惜举债购买，但他并无“子孙永保”的想法，而是将凝聚着自己数十年心血的藏书珍本、古印全部无偿献给祖国、献给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任过天津市副市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

传统家庭美德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父辈的品行深深影响着后人。周氏家族虽然显赫，但对子女教育非常严格。从周馥开始就明确诗礼为本、孝友传家的家训家规。子孙后代秉持祖训，无论仕途通达还是实业致富，都注重学识、品德修养，不炫耀财势，奉行勤俭持家，以积德从善为荣，在家乡兴办了大量慈善机构，在乡里有“至德之家”的美誉。

周叔弢以自身的良好品德培养了孩子们淡泊名利、作风正派、豁达大度、生活朴素的高尚人格。他视野开阔又坚守根本，在子女进入学校学习外文、数学等新学内容后，强调传统文化的底蕴作用，聘请优秀的老师来为孩子们讲授古典诗词，弥补国文不足。他要求子女朴实做人、生活勤俭，但在孩子们购买书籍上从不吝惜金钱。

正因为有着如此良好的家风，周叔弢子女十人皆为大学生，品学兼优，其中八人是高等院校知名学者。周以良的大哥周一良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陈寅恪先生的得意弟子；二哥周珏良长期任教于北京外国语学院；三哥周艮良是建筑设计专家；四哥周杲良为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神经学系教授，神经生理学家；周以良排行第五；六弟周治良曾任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北京亚运会工程副总指挥、总建筑师；七弟周景良20世纪50年代留学苏联，是我国最早使用电子衍射进行晶体原子结构分析的人，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曾任北京地质学会分析测试委员会主任；妹妹周与良是南开大学著名微生物学家。

邓颖超曾经感佩：“你们周家了不得，十个子女全是大学毕业，十个子女全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前一条有很多人能做到，后一条，据我了解没有哪个大家族做到。”

周以良这样的家风也浸润着他的成长之路，他自幼便养成了严谨务实的品格，更在心中埋下了爱国报国的种子。

周以良自幼在天津培才小学读书。1936年小学毕业后考入南开中学，1937年“七·七”事变后，转入广东中学，后转到耀华中学至1941年毕业。后考入北京辅仁大学生物系学习。1942年10月去四川成都，考入燕京大学生物系学习。1946年随燕京大学迁回北京，即转学到清华大学生物系学习。他师从植物学大家，系统钻研植物分类与生态理论。

求学期间，他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深知中国林业发展的薄弱与迫切。1947年，朋友竭力劝他去美国留学，彼时大洋彼岸意味着优渥的条件和光明的前程，但他却摇了摇头，毅然选择留在祖国。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他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又放弃清华留校的机会，主动申请奔赴百废待兴的东北解放区。

“父亲身上有一股拓荒的劲儿，就想干别人没干过的事。”周以良的小女儿周琪平回忆道。

这一去，便是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坚守。

扎根林海：用双脚丈量大地的赤子之心

初到东北，周以良就一头扎进了茫茫林海。

周以良最初被分配到东北农林植物调查研究所做研究工作，曾任森林更新组组长，一直从事以植物分类学为基础的森林植物学和植被生态学方面的研究工作。

1954年12月，东北农林植物调查研究所迁至沈阳，更名为中国科学院沈阳林业土壤研究所（现应用生态研究所），但周以良先生自愿留在哈尔滨，被一向爱惜人才的刘达老院长调到当时的东北林学院。先后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并担任植物学教研室主任、林学系主任、帽儿山分院副院长、科研处处长和东北林学院副院长。1985年1月起任东北林业大学植物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国家重点学科植物学带头人，森林植物生态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学委会主任。还曾获得中国科学院院士候选人资格。

档案资料

在茫茫林海中进行科学考察，条件的艰苦远超想象——寒冬腊月里，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严寒冻裂了双手；盛夏时节，深山密林中的蚊虫叮咬难以忍受；山路崎岖，泥泞难行，他常常背着三十斤重的标本箱、带着调查工具，在林海中徒步数十里。但这些艰难险阻，从未动摇过周以良的科研决心。

20世纪50年代初，为了填补长白山植物科研的空白，我国著名植物学家刘慎谔教授组织了中国第一支长白山植物资源考察队，周以良便是这支考察队的一员。

在长白山莽莽林海中进行科学考察，工作生活的艰辛程度可想而知。白天，年轻的周以良背着行装，在深山密林中艰难跋涉；晚上，在树枝和茅草搭成的小棚里过夜，只能把上半身藏在草棚里，下半身露在外面……经过一个多月的深山考察，周以良收获了科研硕果。他采撷了大量的植物标本，撰写出《中国东北鬼笔菌属的研究》和《中国东北三孢锈菌属的研究》两篇论文，发表在《植物分类学报》上，首次澄清了我国在这两个属类植物命名上的混乱。他还发现了一些新种类，这些新种类引起国内外同行的关注，开创了我国学者研究东北低等植物的新时期。

40多年间，周以良的足迹遍布了东北三省的山山岭岭，峰峦起伏的大小兴安岭、张广才岭、老爷岭的绿色森林里，都洒下了他的汗水。忍受东北林区的小咬、瞎螺、蚊子“三班倒”的攻击，对他来说已属家常便饭。1985年冬天，他深入大兴安岭林区考察时，不慎踩进冰水中，他从冰水里把腿拔出来后身体瑟瑟发抖。考察队员们都劝他回去休息，可他在湿透的鞋上套上毡靴，又继续带着大家考察……望着他在风雪中蹒跚却坚定的背影，队员们心中满是敬意。

在这期间，周以良的科研硕果累累——

在植物分类学研究领域，他是“领航员”。

东北植物与植被的研究在我国乃至世界植物与植被的研究中历来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

为了系统地开展东北森林植物与植被的研究，周以良教授首先从植物分类学这一基础研究入手，从低等植物和高等植物两个方面对东北森林逐一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他主编的《小兴安岭木本植物》学术专著，是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有关东北森林植物与植被研究的专著。该书不仅详尽地论述了小兴安岭木本植物的分类地位、形态特征、经济价值及繁育方法，而且深入地分析了小兴安岭的生态条件、森林类型、森林分布及成林规律，为东北植被生态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他采集植物标本十万多份，先后主编并出版《黑龙江省植物志》《黑龙江树木志》，参加了《中国植物志》《中国树木志》《中国高等植物科属检索表》《东北木本植物图志》《西藏植物志》等学术著作的编写任务，先后发现了72种新植物。这些新植物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我国植物种类和植物区系，而且受到国内外植物分类学界的普遍认可，填补了国内外植物资源的空白，为推动我国植物分类学的深入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50年，从他在长白山发现第一个鹿蹄草新种开始，半个世纪以来他先后发现新种15个，几乎占了我国此类植物的三分之一。为了查清中国柳树和鹿蹄草资源的分布情况，他走遍了中国鹿蹄草的主要分布区。1983年，植物学界将他发现的新植物命名为“周氏鹿蹄草”，在那个年代，以姓氏命名植物极为罕见，这是学界对他学术成就的最高褒奖。

在植被生态学领域，他是“拓荒者”。

周以良在重点研究东北的各类森林植被之外，对东北的草原植被、草甸植被和沼泽植被也做过详尽的调查研究，先后发表了《中国东北中部平原植被的主要类型及其分布规律》《中国东北东部山地主要植被类型的特征及其分布规律》《小兴安岭——长白山林区天然次生林的类型、分布及其演替规律》《中国大兴安岭山区的森林》等论著，主编或合编了《中国大兴安岭植被》《中国小兴安岭植被》《中国东北植被地理》等20余部论著。在这些论著中，周以良全面论述了东北植被的类型、结构及其区系特征，深刻揭示了东北植被的发生、分布及其演替规律，为东北植被生态学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他在论著中创造性地提出一些新论点：一是率先提出了地处温带的东北东部山地森林植被为南北混合型，既混有寒温带植物，又具有亚热带植物成分；二是提出了大兴安岭水平地带性森林植被是混有温带阔叶树种的寒温带针叶林的新学说；三是依据生长在不同土类的优势植物的生态序列，研究松嫩平原植被变化规律和垂直分布规律，研究山地森林植被的特点。这些新论点客观反映了东北植被的特点，为促进东北植被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入开展做出了贡献。在研究东北植被的同时，他还兼顾了全国植被的研究，主编了《中国的森林》。该书阐述了东北森林植被地带性分布规律，丰富和发展了中国植被科学理论，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作为东北植被研究具有权威性的学术带头人，参加了《中国植被》和《中国植被图》的合编工作，除担任该书（图）的编委和东北协作区负责人，他还执笔撰写了“针叶林”“针叶阔叶混交林”“高山冻原”“寒温带针叶林区域”和“温带针叶阔叶混交林区域”等章节内容。他在书中阐述的东北森林植被地带性分布规律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我国植被科学的理论，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学术影响。

在森林改造研究领域，他是“实干家”。

周以良教授经常深入我国林区，调查了解森林资源开发利用中存在的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根据森林地理分布规律，在次生林中合理调控和利用立体生态结构，恢复和重建地带性森林，实行生态良性循环”的理论，为低价次生林的定向改造和更新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和指导原则。

服务社会：科研报国的使命担当

科研不止于理论，更要服务于实践，其研究成果不仅惠及东北，更辐射全国、影响世界。

他先后针对“按植被分布规律，合理经营开发与利用黑龙江省林区资源”“中国东北落叶松林的特征、更新规律与合理经营”“中国东北林区草地的合理经营与利用”“松嫩草原的演替及其综合利用途径”等问题，明确提出了自己的经营利用与管理思路，为指导东北各地农林牧副业的生产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他还针对东北各地原生森林植被屡遭破坏，生态平衡严重失调的实际，创造性地提出了“根据植被地理分布规律，在次生植被中恢复和重建地带性植被，实行良性生态循环”的理论，为东北次生林的定向改造和退化草原的定向更新，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指导原则。

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百姓口粮紧缺。周以良临危受命，投身野生植物代食品研究。他日夜攻关，成功研制出蕨菜根制淀粉、东风草和小球藻等代食品，在社会上引起轰动，为党和人民共渡难关贡献了力量。

周以良针对中国松嫩草原开发利用的现状，提出应以生长在不同土类的主要优势植物的生态序列的演替规律为依据，来经营利用和改造草原。该意见已成为恢复大庆油田植被的指导思想。

1979年至1980年，三江平原沼泽开发陷入误区。周以良参加了黑龙江省委、省政府组织的“三江平原沼泽地区农业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的专项调查，总结形成了《三江平原地区植被调查报告》。他在调查中敏锐地指出：“不能只算经济账，不算生态账。”他力主保留重沼泽，并建议在轻沼泽试种水稻。这一超前的生态理念，经过实践和推广，如今已获得显著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987年，大兴安岭发生特大火灾，已年过花甲的周以良第一时间奔赴火灾现场。面对余烬未灭的焦土，他 顶着余烬与严寒开展调研，提出“天然更新+人工促进+人工造林”的分地段恢复方案。这一方案被国家采纳并实践验证，为灾后林区生态重建提供了科学指引，其生态恢复理念也被应用于全国同类林区灾害治理，成为我国森林生态修复领域的经典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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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三江平原沼泽、松嫩草原、次生林改造提出的科学经营策略，不仅成为大庆油田植被恢复、东北林区立体开发的重要依据，更为全国湿地保护、草原修复、次生林经营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经验。

他发现的海林落叶松、短序松江柳等新树种，在东北推广种植面积累计达20万公顷，创造了显著的生态与经济效益，其中海林落叶松作为速生丰产用材树种，被推广至全国多个林区，为我国林业生产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还针对东北林业面临的问题，及时提出“从生态系统的观点出发，合理调控森林的立体生态结构，对森林资源实行立体开发、多种经营、综合利用”的理论，同时还强调“东北林区草甸、沼泽草场在以营林为主的合理良性循环的产业结构中的位置应加以保护”。这些理论和建议都已被有关业务主管部门采纳。

正因为周以良为我国植物学、生态学和林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先后应聘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兼林学分组召集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农业生物学学科组成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同盟维护物种生存委员会中国专家组成员，国际植被科学协会会员，林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生态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植物学会理事，黑龙江省生态学会理事长，黑龙江省植物学会理事长。他连续8年被评为哈尔滨市劳动模范，两次被评为黑龙江省劳动模范和黑龙江省科技精英，荣获全国文教战线先进工作者及全国归侨、侨眷优秀知识分子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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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系东林：铺路奠基的学术脊梁

“周老师将毕生心血都倾注在学校的建设与发展中，是学校林学学科发展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周以良的学生祖元刚说道。

在东北林业大学的建设史上，周以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他全程参与学校林学、植物学等学科的初创与发展，牵头完善学科课程体系，牵头组建科研团队，为学校后续成为林业领域顶尖高校奠定了坚实基础。

1959年他牵头创办学术期刊《植物研究》并担任主编33年。这份期刊不仅成为学校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更成为国内植物学领域极具影响力的核心期刊，为学校学术声誉提升注入了强大动力。他离休后，仍是每期杂志的第一个读者，逐字逐句审阅，哪怕是一个拉丁文学名，也不放过。

周以良牵头创办《植物研究》首期（原名《植物标本室汇刊》）

周以良参与《东北林业大学学报》的编辑出版，立足东北、面向全国，刊载林业及相关学科原创科研成果，开展学术交流，推动林业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目前该期刊已成为国内林业领域创办历史悠久的综合性学术期刊之一。

他始终立足学校办学定位，将科研方向与东北林区发展需求、学校人才培养目标紧密结合，让学校的植物学研究始终扎根东北、服务国家。

2001年4月，他亲手推动“森林植物学”成为国家重点学科，为学校后续林学、生态学等学科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引领和支撑作用，也让学校成为东北森林植物学研究的阵地。

在学校期间，周以良先后主持国家“七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1项，省、部级项目6项，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1项（参加）、二等奖1项（第4名）、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特等奖1项（参加）、林业部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第1名）以及多项省、部级科技成果奖励、并于1991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周以良（右一）向外籍专家介绍工作

周以良（左起第四位）出席国际桦木利用研讨会

周以良（右起第二位）出席首届全国植物生殖生态学术会议

他多次代表我国赴国外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并应邀在大会上作专题报告或宣读论文，受到国际学术界的赞誉。他还被选入英国IBC出版的《国际名人录》《国际传记辞典》和美国ABI出版的《国际光荣册》《国际著名专家录》等国际传记性刊物，并被国际红十字会授予“生物保护爵士”头衔等荣誉称号，为祖国争得了荣誉。

立德树人：甘为人梯的师者风范

“查找答案的过程，比答案本身更重要。”这是周以良常对学生说的话。

他不搞“填鸭式”教学，总是引导学生独立思考。穆立蔷教授在大四时被周以良聘为工作助理，帮忙整理文稿资料。穆立蔷回忆，学生来问植物名称，他从不直告答案，而是反问：“你觉得像什么？再去查查资料。”这种“逼”出来的学习方法，培养出了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马克平在内的一大批林业中坚力量。

马克平（左三）与周以良（左二）在一起

周以良一生培养了32名博士、16名硕士，如今他们大多成为学校学科建设、林区科研的骨干力量，延续着他的科研初心与报国情怀。他竭诚扶助中青年学者，他培养了众多的植物学和生态学方面的人才，大多数已成为中国植物学和生态学界的中坚力量。

周以良（左三）出席学生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

周以良（左二）出席学生的博士学位授予仪式

“他是宽厚的长者，也是我们学业的良师。”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著名植物生态学家马克平硕士和博士阶段均师从周以良先生，深深感念周老对他学业的培养。他常常告诫我们：要抛弃短期功利行为，甘于寂寞，练就“板凳一坐十年冷”的硬功夫。

周以良80寿辰时，马克平等人为其庆祝

他治学严谨，对学生要求严格。每一份论文、每一次实验，都亲自指导、反复修改，哪怕是一个拉丁名，他都严格把关；即便年过古稀，仍坚持带领研究生深入东北林区开展野外调查，用身体力行的示范，教会学生“科研要扎根大地”的道理。

他淡泊名利，利益面前不争不抢。在一次与极高的学术荣誉擦肩而过之后，学校里很多同事、学生都为他觉得遗憾，他却只是云淡风轻地表示知道了，然后把材料放到卷柜，继续自己的日常工作，甚至有如释重负之感。周以良先生家底富足，但自工作后基本依靠工资生活，然而他几次都把涨工资的机会让给别人。他认为生活条件不如自己的人还很多，更需要照顾。改革开放后，国际交流的机会不断增加，周先生常常接到海外邀请，只要主办方允许，他就把出国交流的机会让与他人，给同事、学生创造开阔视野的机会。

他甘当人梯，提携后辈。1985年，某林场发现了一种奇特的松树，请他予以鉴别。他闻讯立即前往，不但鉴别了奇松，还撰写了论文。当论文发表后，人们惊讶地发现，那论文的署名不是周以良，而是最先发现奇松的人。还有一次，他参与了对辽宁省某县的植被、植物资源考察工作，他发现两位负责考察同志的论文没有把问题的实质阐述明白，就亲自动手，重新写好论文，并以那两个同志的名字署名发表。后来，这篇论文获辽宁省科技进步奖。这种不计名利的事情很多，他却从不会主动谈起。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曾在公开发言中这样向全体教师讲道：“教师党员怎么样起模范作用，首先我们本身得是个好样子，除了具备觉悟、品德、作风外，还必须精通业务。不一定全是专家、教授，而是要在工作中兢兢业业地钻研。”周以良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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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出任东北林学院副院长后，行政事务增加很多，周以良常常有时不我待之感。在处理公事之余，只要有时间，他就一头扎进自己的实验室。熟悉他的人都知道，如果在二楼的校长办公室找不到周先生，就到五楼实验室里，一定能够发现他沉迷学术的身影，那是先生最快乐的时刻。

晚年的周以良住在学校分配的70多平方米的公房内，身无长物却恬淡宁静，专心学术。他在离休前，几十年如一日，始终坚持每天上午7点上班，忘我工作，不求待遇，即使在身患重病期间，也从未向学校提出任何个人的生活待遇要求。他在辛勤劳动和与疾病顽强斗争中走完了他生命的最后历程。

2005年12月5日，周以良在哈尔滨溘然长逝，享年84岁。在他的悼词中这样提到：“周以良教授的一生是热爱祖国，追求真理的一生；是勤奋耕耘，奋发有为的一生；是严谨治学，精心育才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奋斗的一生。周以良教授的逝世，使我们痛失一位难得的前辈和益友，痛失一位可敬可亲的良师和学长。周以良教授的逝世，不仅是东北林业大学的重大损失！也是黑龙江省和我国植物学界、生态学界和林学界的重大损失！周以良教授和我们永别了，但他的英名、业绩、思想、风范将永载史册，永远铭刻在每一位东林人的心中。”

林业部原部长、顾问罗玉川在《中国林业人名词典》（周以良入选）的序中写道：“有些人辛勤奋斗了一辈子，已经相继离世，但他们的业绩，我们不能忘却。他们激发一代新人为我国林业的大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一生耕耘，硕果累累；一生坚守，初心如磐。周以良用近70年的坚守，把自己的一生融进了莽莽苍苍的森林事业。他把自己变成了一棵树，根系深扎黑土，枝叶庇护青山。他以草木为友、以山林为伴，为我们留下了一座绿色的精神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