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杨衔晋（1913年5月4日—1984年2月6日），浙江嘉兴人，我国著名的森林植物学家、林业教育家。1935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先后在国立中央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六所高校任教。历任东北林学院林工系主任、教务部主任、副院长、党委常委、院长等职，并被选为中国林学会第四届副理事长、中国植物学会第八届副理事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农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科委林业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黑龙江省植物学会理事长、黑龙江省林学会副理事长等职；曾担任《中国植物志》《植物分类学报》《林业科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农业卷》等全国性学术书刊的编委。他长期从事森林植物学教学与科研工作，先后发表新木本植物近70种，编著《中国植物志·第三十一卷》《中国树木志》第一卷等专著及论文三十余篇。他培养了大批林业建设人才，对东林林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对中国植物分类学、对我国林业教育事业等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生向林，寸心许国。在我国林业科学和教育事业的发展长河中，杨衔晋是一颗熠熠生辉的星辰。

从江南水乡到塞北边疆，从青衿学子到皓首师长，从普通教师到大学校长，他始终以赤子丹心许家国、以笃实精诚治学术、以温厚仁心育桃李，其人其行辉映山林、其德其功历久弥新。

“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少而志林、壮岁赴北，治学兴校、育才造士——七十一载春秋，他将对林业科学和教育事业的热爱、坚守、担当，一笔一划书写在林海山河之间、镌刻于三尺讲台之上。

治学以实：以一己之学 为华夏草木立言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是华夏士人修身济世的至高追求。于杨衔晋而言，以一己之学为华夏草木立言，是他学术生涯最真实的注脚。

少而志林 矢志报国

1913年5月，杨衔晋出生于浙江嘉兴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是清末秀才，对诗词书画造诣很深且酷嗜收藏，一直想将自身学问衣钵传授给他。所以，父亲没有送他去读兄长们的“洋学宫”（即现代学校），而是用私塾为他启蒙，但杨衔晋却“不喜欢也无耐心学那些玩意儿”。1925年，他考入嘉兴秀州中学，虽然一开始由于没上过小学而跟不上学习进度，但他逐渐适应，“功课学得挺不差”。

秀州中学优秀校友

1931年中学毕业后，他成绩卓异，同时考取了国立中央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大学、东吴大学、暨南大学等七所高校。怀着一颗拥抱大森林的心，他毅然选择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森林系。大学期间，他发奋苦读，仅用三年修完四年课程，并跟随耿以礼教授研究竹类。通过野外调查和标本分析，完成首篇论文《南京的竹类》，才华初显的他深得校方认可。1935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并留校任助教。

1937年，杨衔晋辞别底蕴深厚的国立中央大学，转入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这一选择，令人不解：为何舍弃条件优渥的公立名校，甘愿投身民办科研机构？究其本心，只因彼时中国植物分类和命名几为外国人所垄断，外籍学者以各种名义来华采集标本，大批原产标本流落异邦，新种新属被外人抢先命名。华夏草木之名，竟需借外人之笔传扬，这深深刺痛了杨衔晋的民族自尊心。“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山河草木自有风骨，华夏学术更当自立自强。他立志扭转这一屈辱局面，为中国森林植物科学夺回话语权。这一转身，不只是治学方向的抉择，更彰显了一代知识分子躬行自励、至诚报国的铮铮风骨与学术自觉。

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旧址（重庆北碚）

入职生物研究所后，杨衔晋师从我国植物学泰斗钱崇澍教授，踏上了森林植物分类研究的学术道路。钱崇澍教授是我国近代植物学开拓者之一，与胡先骕等共同创建早期植物学研究机构。得名师引路，杨衔晋学术视野日益开阔，治学功底日渐夯实，学养根基愈发扎实。

植物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钱崇澍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那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身处重庆的杨衔晋在门类繁多的植物分类学中，选择了樟科植物研究。这是因为他看到中国樟科植物资源十分丰富，在林业、轻工、医药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基于科研服务于祖国建设的思想，他在研究资料缺乏的情况下，着重研究川康地区樟科植物，所撰论文多涉及此领域。其中《樟科植物之新种》一文即发表樟科新种12个、新变种9个、新变型3个及新订正种3个，共计27个，分隶9属。这些新种发表后，多为世界植物学界所公认，既丰富了中国樟科植物种类，也为日后开发利用及编写《中国植物志》《中国树木志》提供了珍贵资料。

乱世治学 求真求实

治学之道，贵在求真求实。杨衔晋学识广博、学术成就丰硕，这一切皆源于他数十年如一日的严谨治学与勤奋不辍。

早在大学时期，他便不拘泥于书本桎梏、不局限于课堂所学，笃信实践出真知。每年暑假，同窗或归家省亲、或游山玩水，他却奔赴江浙各地，徒步穿行密林荒坡，亲手采集标本、甄别树种、整理记录。没有经费支持、没有团队协助，全凭自掏路费、自带干粮。江南酷暑，闷热难耐，蚊虫叮咬更是家常便饭，但他从未退缩。这段经历，既让他积累了野外科考经验和资料，更磨砺出他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品格，为终身严谨治学筑牢底色。

乱世烽烟，最见治学定力。植物学的研究需要深入自然，在野外收集植物标本来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投身科研后，杨衔晋始终将野外调研、实地采集贯穿学术生涯始终。抗战期间，战火与繁忙并未阻挡他走进深山老林的脚步。他甚至深入川康少数民族地区考察，缙云山、峨眉山、金佛山、青城山等深山密林，都留下了他的足迹。这一时期历尽艰难险阻，采集的大批标本，为他日后的研究积累了丰富资料。这些标本至今仍保存于全国植物标本馆和江苏植物研究所等处，诸多样本独具学术价值，意义重大无可替代。

1938年，杨衔晋在四川南川县金佛山采集到银杉标本（编号Yang-3163），这也是我国科学家首次采集到的银杉植物标本。银杉是我国特有珍稀物种，被誉为“活化石植物”“植物中的大熊猫”。这份标本的发现与留存，既填补了国人自主采集银杉标本的空白，更尽显他敏锐独到的学术眼光、扎实过硬的野外科考能力，在近代中国植物科考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银杉

同年，他在四川合川华蓥山首次发现并命名川柿，成为该物种的首次科学记录。川柿仅小众分布于四川盆地东部，自其发现命名后，国内长期未再发现存活植株，后世对川柿的全部认知几乎皆依托于他当年的记载，直至2017年国内才再度发现。以后世科技和交通的发达便利程度，发现川柿尚且如此困难，足见这份标本的前瞻性与珍贵性，也更让人无法想象他当年克服了多少艰难险阻。

人民日报2018年关于川柿再次被发现的报道

1941年，抗战最艰苦时期，他深入川东华蓥山进行植物调查，采集了全世界唯一一份华蓥润楠标本（编号Y.C.Yang 4088）。当时未及准确鉴定，直至1979年，经专家重新鉴定，方确定为中国特有植物新种，正式命名为华蓥润楠（Machilus salicoides）。迄今，此物种仍仅存这一份标本，自1941年后再无人发现其踪迹，成为植物学界一大遗憾。杨衔晋当年采集的这份孤本，为后人留下了无法替代的珍贵研究资料。

杨衔晋采集的华蓥润楠标本

这段时期，杨衔晋克服各种艰难困阻，撷萃山林、识辨草木，在学术上取得了新的成长和突破。但也是在这个时期，他的母亲于1941年去世，战乱时期他在重庆无法回家奔丧。回想起母亲之前因为怕牵累他成家不愿同行去重庆，他悲痛万分，“从此家乡于我再无所留恋”。子欲养而亲不待，这是他一生的遗憾。

教研并举 渐成硕彦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南京频遭空袭。为保存科研火种，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西迁重庆。当时国民政府规定：“民办研究所不改为公立者，不发平价米。”加之通货膨胀，职工生计维艰，研究所难以为继。钱崇澍率大家种菜养猪，鼓励学者赴外校兼课，以所得贴补研究所运转经费。杨衔晋是兼课最活跃的一员：每周三天在复旦大学、中央大学授课，三天在研究所工作，身兼三职连轴劳作，将教课酬金尽数添补研究所经费，以维系科研存续。即使工作如此繁忙，外面也烽火连天，他也始终没有放松科学研究。在他看来，教育与科研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育人是为祖国培养栋梁，科研是以技术助力建设，二者相辅相成。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在当年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凭借满腔热忱和刻苦精神，在标本采集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先后撰写《中国的楠木》《四川新木本植物二种》《四川女贞属之记述》《四川东部之新木本植物》等论文，在中国植物分类学界崭露头角，也为日后开展系统性研究积淀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1942年春，二十八岁的杨衔晋被复旦大学农学院园林系聘为教授，同时受聘于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深耕教学科研一线，让他深感国内林业科学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为更好助力祖国林业事业发展，1945年他赴美国耶鲁大学进修，在林学研究院进行了为期一年的深入研究。1946年归国后，他继续受聘复旦大学农学院任教授，同时还兼任河南大学、同济大学教授。教学繁忙，科研不辍，他善于将二者有机结合，这一时期他先后发表《新木本植物》《中国西部杜鹃花科白珠树属及乌饭树属纪要》《上海木本植物志》等论文，并与钱崇澍合作编著出版《中国森林植物志》第一卷。那时，他已是国内林学界的青年才俊、声名卓著的森林植物学家。

抗战时期复旦大学农学院师生合影（前排左一为杨衔晋）

抗战时期复旦大学农学院师生野外考察后合影（后排左二为杨衔晋）

深耕学术成果丰硕

1947年，有人提议美国出资与中国合编《中国植物志》。刚从耶鲁归国不久的杨衔晋，亲耳聆听导师钱崇澍慷慨陈词：“我国的植物志，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编写，不能由外国人代办。”这句话如钟鸣鼎振、振聋发聩，深深镌刻于他心底，成为他念念不忘的治学目标。

科研之路从来辛苦枯燥，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植物分类学非常枯燥，而且还需要经常出差，没有一颗坚定的治学之心是无法坚持下去的。上世纪70年代，年逾花甲的杨衔晋以滚烫初心，全身心投入《中国植物志》《中国树木志》两大国家级巨著的编纂工作。为求真求实、完善典籍，他常年奔走山野、辗转各地，每年大部分时间在外考察搜集资料，走遍南北25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到访全国各植物研究所和大学标本室，鉴定标本达两万余份，遍查海量古今文献，反复实地踏勘核验，字字斟酌、句句严谨，以极致匠心打磨每一处内容。

唐山大地震期间，杨衔晋与助手黄普华正在北京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工作。震后研究所关闭，众人纷纷撤离，他们却不顾个人安危返回所内。偌大办公楼，唯余二人。为防余震，他们住在招待所平房，白天从标本室取来植物标本研究，晚上便钻进床底就寝，如此坚守一月有余。心之所向，不觉其苦，对这些遭遇，杨衔晋全不在意，始终专注于《中国植物志》的编写。

深耕不辍，终结硕果。1978年，杨衔晋与助手发表《中国樟科植物资料（二）》，记录联合命名的樟科木姜子属、新木姜子属和黄肉楠属新分类群57个，其中新种30个、新变种11个、新亚种1个、新变型2个、新订正种2个、新订正变种9个、新订正变形2个。这是中国樟科植物分类研究的重大突破，纠正和澄清了外国人在我国樟科分类上的诸多错误与混乱，为编好《中国植物志·第三十一卷》奠定了坚实基础。他和助手合作完成的“中国樟科植物的研究”获1980年林业部林业科技成果二等奖；《中国植物志·第三十一卷》获1982年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这些荣誉，是对他数十年学术坚守的最好回响。

《中国植物志》

纵使学养深厚、功成名就，杨衔晋仍孜孜不倦探索新知。生命最后时刻，他依然保持着对科研的热情和执着，牵挂着典籍编纂工作。1984年，去世前几日，林业出版社领导看望他，带去刚出版的《中国树木志》第一卷。他躺在床上，手捧厚书，用微弱声音连声说：“好！”“好！”遗憾的是，《中国植物志·第四十一卷》他未来得及亲见便溘然长逝。“春蚕到死丝方尽”，他献身科研、至死不渝的治学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世学人逐光前行。

《中国树木志》

为国赴远：扎根北疆 躬耕黑土治校兴学

新中国成立后，杨衔晋满怀激情地献身于祖国的林业教育和科学事业。他三十多年扎根北疆，先后在东北农学院、东北林学院任教，历任东北林学院林工系主任、教务部主任、副院长、党委常委、院长等职务，为国家造就了数以万计的林业建设人才。

心怀家国无问南北

丈夫立身，许国无私，更不惧南北殊途。以杨衔晋的学识与资历，完全可在条件优渥的南方高校安然度日。然而，1950年5月，一纸借调函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他从上海复旦大学被借调至位于哈尔滨的东北农学院任教。

东北农学院

从繁华都市到北疆边陲，生活环境、气候条件、饮食习惯的巨大反差，对这位南方知识分子是严峻考验。但他克服重重困难，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斗志，全身心投入新的事业。5月收到调令，6月初抵哈即开展工作，7月中任森林系主任。原定借期一年，期满后，面对林业人才紧缺、建设任务繁重的现实，他主动请缨，毅然留任。自此扎根龙江三十余载，将半生光阴奉献给林业科学和教育事业。他从未以条件艰苦自怨，始终以舍我其谁的担当、躬身入局的坚守，行走在为国育才、兴林报国的艰辛而光荣的道路上。

第一届毕业生与教师合影（前排左五为杨衔晋）

1962年，杨衔晋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任命为东北林学院副院长

晚年一次闲聊，学生问他：“将来离休后准备上哪里去？”杨衔晋坦然回答：“虽然你师母要我一起回南方，但我不能离开林学院。我已准备离休后留在这里，哪怕你师母他们回去，我也要一个人留下来，继续培养研究生和做一点科研工作。”寥寥数语，道尽一位老知识分子“此心安处是吾乡”的赤诚，尽显他对林业教育事业深入骨髓的眷恋与坚守。

治校兴学建设东林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东北林学院成立。杨衔晋全程参与学校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建设历程，堪称东北林学院建设发展的核心奠基人之一。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建校初期，人力薄弱、设施短缺、经验不足，他与全院师生勤俭办学、攻坚克难，推动学校从初创摸索逐步走向规范成熟。

伐区归来

建设中的东北林学院主楼

1957年，东北林学院五周年校庆，时任教务部主任的他代表学校党委作《光辉的五年——东北林学院五周年校庆日书面报告》。一般来说，这种重大场合的报告是学校主要负责人来做，杨衔晋那时还只是学校中层干部。如果不是他在学校建校过程中、在学校发展过程中、在学校科研教学各项工作中，发挥了关键的、不可或缺的、无可争议的引领性作用，这项光荣的任务是不可能交由他来完成的。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让我们重新认识他在东林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报告中他坦陈困难，却满怀信心：“这些都是前进中和发展中的困难。我们有信心和热情共同努力来克服这些困难。”“我们的学校设立在我国森林资源相当丰富、森林工业相当发达的黑龙江省，这对于进行林业和森林工业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是有非常良好的条件。”他深刻认识林学与林工不可分割的整体性，系统阐述办学理念：“林学和森林工业是整个林业工作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们是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的”。他始终坚守“立足生产、服务建设”的育人导向，坚持贴合林业发展实际，为国家培育高素质林业技术人才，为祖国林业建设固本赋能。

东北林学院5周年校庆，杨衔晋作书面报告

1959年6月欢送苏联专家（前排左二为杨衔晋）

十年动乱期间，他曾遭受迫害，身处逆境而初心不改。粉碎“四人帮”后，他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精神，牵头学校重建、学科升级、科研攻坚，凡事躬身入局、尽责到底。

1979年原黑龙江省副省长李瑞（中）在林业部帽儿山干训班第一期结业式上讲话（照片左一为林业部副部长罗玉川，右一为原东北林学院院长杨衔晋）

时任党委书记丁以、院长杨衔晋参加植树造林（左一为杨衔晋）

建校三十周年时，他总结学校发展三条经验：坚持党的领导、理论联系实际、勤俭办学艰苦奋斗，并强调：“我院在重视基础理论教学的同时，也充分注意实践性教学环节，加强对学生进行实践技能的培养。我们始终注意林业高等教育必须为林业生产服务”，这些办学理念至今仍被东林坚守。

1983年5月，杨衔晋院长代表学校与美国俄勒岗大学林学院签订校际合作协议书

杨衔晋(中)热情接待前来参观访问的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林学院院长诺丁(右)

东北林学院30周年校庆，杨衔晋作报告

积水成渊，累土成山。东北林学院从1952年建院时的筚路蓝缕，到1982年已发展成为一所拥有七个系、十二个专业、七百人教师队伍、三个实验林场、两个实习工厂、七十多个实验室、藏书近四十万册图书馆、十五万㎡房舍以及各项服务设施的综合性林业与森林工业大学，是国家培养高级林业科技人才重要基地之一。杨衔晋说：“我们这所学校，就是全院人员几十年艰苦奋斗的结晶”。

这三十多年，他从未缺席，一直从事教学、科研领导和学校全面领导工作。这一切成就，点点滴滴都浸透着他的心血与汗水。可以说，他既是东林发展壮大的领导者和建设者之一，更是东林精神的塑造者之一。

甘为人梯 奖掖后学

三尺讲台育桃李、一片丹心铸栋梁。杨衔晋不仅是深耕林木、著书立说的学界大家，更是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教育良师。他一生辗转六所大学任教，培育的万千学子遍布大江南北，大多成长为我国林业建设、科研、教育领域的骨干力量，在各行各业为国建功。

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黄普华是杨衔晋最得意的学生之一，1956年留校担任其助教和教研室秘书。他记得，刚毕业担任助教时，杨衔晋是林工系主任兼树木学教研室主任，黄普华为教研室秘书。每次起草的计划和总结，杨衔晋都亲自审阅，将他叫到跟前，以商量的口吻，一边解释修改缘由，一边进行修改。即便后来黄普华已能独当一面，帮他处理业务往来和起草文稿时，杨衔晋仍保持老作风，耐心指导，循循善诱。回顾成长历程，他满怀感激：“我是职场中的幸运儿，有幸与杨院长零距离接触，我是站在杨院长的人梯上成长起来的。”“人梯”二字，道尽了杨衔晋一生育人的本色与情怀——甘居幕后、俯身托举，倾尽所能成就后辈、滋养后学。“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他给予后辈的，从来不止是书本知识、专业技能，更有求真务实的治学准则、坦荡正直的做人品格。

黄普华缅怀杨衔晋文章

他惜才爱才，体谅后辈难处，始终以宽厚之心善待青年师生，主动为后辈排忧解难，为学院留住骨干人才。看到青年教师朱政贤孤身在外、家人远在老家，他暖心动员鼓励其将家眷接来哈尔滨并予以帮助。朱政贤回老家接来妻儿，从此无后顾之忧，安心扎根东林，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

他诲人不倦，教学风格生动活泼。常把学生带到自然环境中认识树木，以实物授课、实景教学，引导学生从树形、树皮、枝干色泽辨析物种，细致讲解林木物候特征、生长习性与生态环境，让学生在实践中求真知、长本领。他言传身教培育学生务实学风与正直品格，是学生心中可亲可敬的良师益友。

敬业奉献鞠躬尽瘁

杨衔晋对林业教育事业的赤诚与坚守，达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境界。

1983年，晚年的他不幸确诊癌症，直面绝症，他无半分悲戚消沉，心中牵挂的依旧是家国事业、育人使命。他对夫人说：“湘凰！我不希望活多长，只希望再给我三年时间，让我能为国家再培养一批博士研究生出来，吾愿足！”一个身患绝症的老人，在生命倒计时里，想的不是安享晚年，而是如何为国家再多培养人才。“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此之谓也。

住院手术期间，他刀口感染化脓，二十公分长的刀口整天敞开，用盐水冲洗任其自然愈合。他承受着难以想象的痛苦，整日卧床动弹不得。然而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仍念念不忘工作。同事去医院看望，他竟兴致勃勃谈了一个多小时关于科研和培养研究生的设想，以期用晚年余热尽心尽力把工作做好。病重卧床，仍心系学校发展，这种高度的革命事业心和责任感，令人动容。

立身持正：温厚担当 清白其行无私其为

风雨一生，磊落一生。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杨衔晋始终立身持正、淡泊名利，他为人谦和、无私奉献，深受师生爱戴。

临危受命乱世护师

抗战期间，时局动荡，兵荒马乱。钱崇澍后来回忆：“1937年7月发生‘卢沟桥事变’，8月南京也遭到空袭……在这紧要关头，我托杨衔晋将家属送往上海，自己随所迁到重庆北碚。”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 乱世浮沉、危难当头，能将家人安危尽数托付，足见恩师对他品行操守、能力担当的认可与信重！年轻的杨衔晋受托护送恩师家眷前往上海，全程保驾护航。危难之中坚守师生大义，以实际行动诠释尊师重道、重信重义，彰显了温润宽厚、勇于担当的处世本心。

洁身自爱风骨凛然

风雨如晦，最难得是守心守正、洁身自好。1938年，杨衔晋参加中华自然科学社组织的“西康科学考察团”，与曾昭抡等三人从重庆出发，经木里、过金沙江至云南昆明，沿途采集标本和考察。彼时川康少数民族地区交通闭塞、兵匪不分，自然条件艰苦，社会关系复杂。考察途中，有人劝他加入当地带有黑社会色彩的“帮会”——入了帮会，便可沿途通行无阻甚至受款待。但杨衔晋坚决拒绝，宁可沿途野外啃发霉的苞谷，也不与反动势力同流合污，即使历尽艰险，也要独立完成考察。后来他回忆这段往事，只是风趣地说：“我的牙齿全坏了，就是当时啃苞谷弄坏的。”

一口坏牙，见证了一位知识分子在黑暗年代里的铮铮铁骨。在那个帮会势力盘根错节、黑白颠倒的年代，多少人为了自保或图利而屈膝，但杨衔晋始终坚守着科学家的良知与尊严，“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正是这种对科学的敬畏，让他不屑于旁门左道；也正是这种清清白白、不与恶势力同流合污的凛然风骨，让他在任何诱惑面前都能保持清醒与坚定。

不计得失主动降薪

公心处世、淡泊立身，克己奉公、无私无我，是杨衔晋终身恪守的人生准则。

1950年，他初到东北农学院时，发生了一件广为传颂的佳话。当时借调合同明确规定：借调期一年，工资按上海复旦大学标准发放。然而，他到哈尔滨后发现，东北农学院教工工资甚低，与复旦待遇相差悬殊。他没有心安理得享受高薪，而是主动提出按东北农学院标准领取工资。这一决定，让时任院长刘成栋和副院长刘德本深感意外，两位领导亲自登门相劝，希望他按合同享受待遇，但他仍坚持按农学院标准领取。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一份较高收入对一个家庭意义重大。更何况，杨衔晋是当时学校少数教授之一，职称高待遇高本属正常。但他想的不是个人安逸，而是与同事们同甘共苦、与学校共渡难关。他不愿因“特殊身份”享受优待，更不愿在同志们面前格格不入。这种严以律己、不计个人得失的品格，在当时传为佳话，他的人品和威望令人交口称赞。

奖金藏书悉数捐赠

1979年，樟科植物研究成果获奖，杨衔晋分得奖金500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可观的数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一九七九年职工年平均工资为705元），足以改善家庭生活，但杨衔晋毫不犹豫如数捐赠给中国林学会，作为林业科技奖励基金。1982年，《中国植物志·第三十一卷》出版，他分得稿费300元，又毫无保留捐给学校幼儿园。在他看来，孩子是祖国的未来，钱用在孩子身上比用在自己身上更有价值。“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正是他一生克己奉公的真实写照。

1976年夏天，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乔治·布什访问东北林学院后，对杨衔晋的学识和为人十分欣赏，先后两次寄来科技资料。这些资料在当时极为珍贵：一是书的价格高，极少有人能买得起；二是就算买得起，也需要用美元买，换汇额度等问题也需要克服；最后还有邮费等花销。但杨衔晋收到后，全部转送学校图书馆，供全校师生学习参考，自己未留分毫。他生前一再叮嘱家人，去世后要把个人收藏的图书资料全部捐给学校图书馆。夫人遵照他的遗愿，将全部图书资料悉数捐赠。当时为纪念他，东北林业大学图书馆特别设立“杨衔晋捐赠图书专柜”，陈列他的照片及全部赠书，供全校师生景仰学习。

杨衔晋部分遗赠书籍

杨衔晋以毕生言行，诠释了一代学人淡泊名利、一心为公、无私奉献的崇高风范。

先生如林 风骨长青

1984年2月6日凌晨，杨衔晋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这位为中国林业科学和教育事业奋斗一生的老人，永远离开了他深爱的亲人、朋友、同事、学生，离开了他终生热爱、为之奋斗的林业教育科研事业。时任林业部领导在追悼会上说：“他的逝世，是林业科学和教育事业的一大损失。”

这位中国林业科学和教育事业的躬耕者，治学有厚度、处事有温度、立身有风骨，他用一生诠释了何为学者、何为师者：

他教会我们，什么是潜心治学——鉴定两万份标本，走遍二十五个省市，发表近七十种新植物，地震来袭钻入床底仍坚持工作！

他教会我们，什么是无私奉献——主动降薪与同事同甘共苦、为林业科研和儿童教育捐出奖金稿费、临终向东林捐出全部藏书！

他教会我们，什么是敬业报国——扎根北疆三十余载，病重卧床仍对育人念念不忘！

他教会我们，什么是为人师表——甘当人梯、奖掖后进，严格要求又循循善诱！

他教会我们，什么是铮铮风骨——宁可啃发霉的苞谷，也绝不与黑恶势力同流合污！

校报报道杨衔晋追悼会

斯人已逝，薪火永续。那先后发表的近七十种新木本植物，那潜心编著的《中国植物志·第三十一卷》等专著与论文，那培养出的数以万计的林业建设人才，都是他“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精神写照。黄普华悲痛中写下挽联：“忆吾师，甘当人梯，呕心沥血勤教诲；秉遗志，承先启后，实现四化慰忠魂。”这副挽联，既是对恩师的无限哀思，也是后辈继承遗志的庄严承诺。

先生如林，风骨长青。他的精神，就像他所研究的那些深深扎根于祖国大地的林木一样，根深叶茂、四季常青、生生不息，将永远照亮中国林业科研与教育事业后来人逐梦前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