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似水，我是1957年考入东北林学院林学系林业专业的，一转眼我在东林学习工作生活已经60多年了。东林70华诞来临，看到学校征集回忆文章的通知，不由得想起过往的岁月。

测量林场大界

20世纪50年代，学校十分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1958年夏天，系里安排林学57级学生和林学54级部分学生到帽儿山实验林场去测量大界（即测量林场边界）。

测量队以林学57级的同学为主，每个班配上几名林学54级同学。测量工作以测量小组为单位，每个测量小组由12名同学组成，小组内有一台经纬仪，由一名测手掌管；由两名同学负责测尺，叫前尺和后尺；还有一名记录员；此外还有负责拉钢尺或线尺的，其余的同学负责开路，即清除影响测手视线的灌木、幼树、枝丫等。每支测量队有一位测量专业教师，担任测量业务指导并负责管理小队。

我们测量小队（57级三班）的宿营地设在乾坤沟中，我们选择了一块地势比较平坦开阔，且水源比较方便的地方安营扎寨。先用树干搭起个帐篷架子，然后将篷布搭在上面，捆绑结实就成了我们的住所。再用木材钉一个床架子，把湿木杆子铺在上面，再放上草垫子，最后把褥子一个挨一个地铺好，这就是我们的大铺。当时男女同学都睡在一个通铺上，中间挂一个布单隔着。接着，我们用石头砌成炉灶，搭起一个小帐篷，就可以做饭做菜了。当时的主食是玉米和高粱米，蔬菜有土豆、白菜、萝卜、豆角、茄子、辣椒、大豆、鸡蛋和咸菜，偶尔也吃点肉食，如碰巧打到野猪等。

我们在乾坤沟的测量是以山脊线为界，在山脊线上设出许多测量点，要测出每个点的海拔高度，以及前后两个点的距离方位角，如此连续往前测，一直测到另一个测量小组的起点为止。

有一天，我们测量小组完成了一天的工作往营地走，不慎走错了路，走到了界外的一个山沟里。我们感觉不对，组长董连华问路上的一个赶车师傅：“这是什么地方？走出山沟还有多远？”赶车师傅告诉我们：“这里是龙宫施业区，若走出去有百来里路，得走到天亮。”赶车师傅又问：“你们是哪儿的？”我们回答：“我们是东北林学院的学生，测量大界的。”“这样吧，你们跟我走，前面有我们的采伐点。你们在采伐点住上一宿，明天早晨再赶路吧。”我们只好跟着赶车师傅来到采伐点。采伐点的师傅们对我们很热情，给我们吃香喷喷的油饼和菜汤，安排我们住在帐篷里。我们走累了，穿着雨衣，枕着饭盒，不分男女，一个挨着一个睡着了，一觉睡到天亮。吃过早饭，带上油饼，谢过了领导和师傅们，就按原路回到了昨天的测量地，我们接着往前测。

突然，有人对着我们喊：“董连华！你们昨晚跑哪儿去了，一宿不回来！”“早晨回来，还不马上回营地报告，快跟我回营地！”

我们跟着他往营地走。他又接着说：“昨天那一宿，家里人都急翻天了。烧起了大火堆，又敲盆又敲桶，拿着火把到处喊，到处找你们。” “这事已上报林场总部了，丁宝永为场部寻人总指挥，在场中鸣枪告警，还给周围的林业局、林场以及尚志县等单位打电话，请求他们协助寻找。因为这事小队和中队的领导要受处分。”

事故后，每当测量收工晚了点，走夜路下山时，我们心里都忐忑不安，特别是走进灌木丛和高草丛中，脚步都要紧紧跟上，不敢落下，就怕走丢了。经过好多天，紧张的情绪才逐渐消失。

在测量老师的指导下，在新老同学的共同努力下，在林场领导和后勤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经过一个暑假的外业测量和内业整理制图，最终顺利完成了全场大界的测量工作。

参加植树造林

1959年春天，我们林学57级四个班同学到东北林学院凉水实验林场，在周晓峰老师的领导和指导下，从事清林、造林活动。

“清林”就是将采伐迹地上的树头、枝丫和枯枝等清理干净，并整齐地堆放在指定位置，为植树造林清理出场地。我们在清林工作中开展红旗竞赛，林学57级清林小组获得了优胜红旗，并留下了宝贵的镜头。

我在清林中还收获了“大泡”。大板斧把我的右手掌磨出了一个大水泡。后来水泡变成了血泡。在造林中又被感染了，手掌肿得挺大。回到学校到校医务所看，医生让我到市第五医院骨科看，最后竟然做了手术。现在还能看到手术得疤痕。

清林之后就是造林。造林是一种技术性很强的工作。我们两人一组，一个人手持郭列索夫锹，将锹放在要植树的位置中心，用一只脚将锹垂直踩下去，然后将锹把向前一推，推出一条缝隙；另一个人把栽植苗放入缝隙中。当年我们植的树有红松、落叶松、樟子松等。

我们年级中还有少部分人是造丰产林的，就是在栽植穴内加入泥炭和无机肥料做底肥（又叫基肥），并在不同生长期加入适当磷肥，增加新植苗木或幼苗幼林的营养，促进其生长。通过40余天的苦干，我们全面完成了清林和造林任务。

通过劳动锻炼，我们对“教育必须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加深了理解，为后来学习专业知识奠定了坚实基础。劳动实践增强了学生体质和吃苦耐劳能力，增进了学生与老师、同学与同学之间的友谊，增添了对原始森林和美丽林场的眷恋情怀。

选为培训师资

1960年是我国教育大发展的时期。林学系顺应发展需要，要组建土壤农化专业，需要不少师资。

1960年3月8日，林学系党总支委员苗建才老师代表党总支找我谈话。他说林学系要新建土壤农化专业，决定抽调我到土壤教研组，经培训后做教师。我服从学校的安排，第二天就到土壤教研组报到了。胡开敏老师告诉我：“你将担任农业化学的教学任务。”我当时就想早点出去进修学习。

1960年4月24日，系里通知我到沈阳农学院土壤农化系进修学习，我非常高兴。4月28日，我来到沈阳农学院土壤农化系报到，系领导安排我参加在沈阳农学院主办的“中央农业部的全国土壤讲习班”学习。

我在这个班学习了“土壤地理、农业土壤研究法、水稻土壤、玉米栽培、果树生长与土壤”等专题讲座。听取了 “东北及内蒙古东部土壤区等问题”“白浆土的形成与性质”“东北苏打盐土” “中国南方的土壤”“红壤荒地的利用和改良” 等学术报告。培训班还安排我们实习大半个月。先是去哈尔滨的荒山看黑土，到肇东看黑黏土和盐碱土，又到阿城的亚沟看血浆土、暗棕壤。最后到北京看褐土和潮土，还参观了“四季青”人民公社和北京农业大学。。

参加全国土壤讲习班，我在土壤理论知识方面打下了较牢固的基础，对土壤分类和土壤类型有了充分的认识，对土壤分析有了初步的掌握。

土壤讲习班回来之后，我就进入了土化信息化研究组学习。我的指导教师是教研组主任王方维教授，他让我选听几门课程。我除了选听“农业化学”课之外，还选了“农化施肥法” “农化研究法”“农化分析法”和“植物生理学”，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的营养。取得了优秀的学习成绩。

我在沈阳农学院土壤农化系进修学习达一年半，极大地丰富了我的土壤学和农业化学方面的知识。1961年10月，我回到了母校土壤教研组。

参加专家组

1987年5月6日，大兴安岭地区西林吉、图施（图强）、阿木尔、塔河发生特大森林火灾，过火面积达133万公顷，西林吉、图施、阿木尔三个林业局被烧毁，森林火灾持续了28天。

遵照田纪云副总理的指示，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中国林学会，北京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等单位的28名专家组成综合考察组。我校根据国务院要求派出了五名专家。他们是造林专业的陈乃全、采运专业的何希豪、林业经济专业的施荫森、森林昆虫专业的方三阳和森林土壤专业的我。我们于1987年6月23日深入大兴安岭火灾区进行现场考察。

森林土壤专业组由曾炎顺、普昭顺和我三人组成。我们深入地面现场,行程800多公里,针对不同林型的火烧类型，分别对土壤各有机层﹑土壤酸碱度、土壤温度、土壤冻层深度、土壤元素被火烧后的影响进行分析。我们共同撰写出《森林土壤专业小组考察报告》，报告中揭示了大兴安岭北坡特大森林火灾区主要森林土壤类型及其分布规律，以及森林大火对土壤的物理性质、化学性质和生物性质的影响。为专家组完成《关于大兴安岭北部森林区特大火灾后恢复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的考察报告》提供了有利依据。

我在这次考察中，荣幸地被授予“大兴安岭特大火灾区恢复森林资源和生态资源先进个人”光荣称号。我深深懂得，虽然证书与奖牌颁发给我了，但荣誉是属于大家，属于专家组，属于哺育我成长的东北林业大学。

（作者关继义，男，1937年生，辽宁凤城人，中共党员，教授。1957年考入东北林学院林学系林业专业，1961年毕业留校工作。曾任林学系森林土壤教研室主任，土壤学科建设负责人、中国土壤学会森林土壤专业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森林土壤学会理事，1998年退休。他从事森林土壤学的教学和科研30余年，先后参加过“七五”和“九五”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国务院大兴安岭灾区恢复生产重建家园项目；主持黑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大兴安岭科委等10余项项目。他曾获林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黑龙江省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主编和参编《森林土壤实验教程》《黑龙江土壤》《黑龙江森林》《林业工程师实验技术手册》等6部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