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建立的帽儿山林场和凉水林场时至今日仍是东北林业大学的两颗耀眼的明珠。有人炫耀东林面积很大，就是因为有这两个林场，这也是刘成栋老院长留下的珍贵遗产。

我有幸参加了帽儿山林场的初期建设。从23岁到30多岁一干十余年，我在那里得到磨砺成长，这是我一生中最值得回忆和纪念的时光。

1958年3月，我与东林88名下放干部、教师，一同来到林场场部——老山，住进了离铁路一公里左右的几间草房里。 帽儿山林场建设于“大跃进”的年代。当时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刘成栋院长要求我们学习南泥湾精神，开荒种地，要进得去、待得住。

到林场后第一个任务是去距帽儿山30多公里的山村“三号”调查可耕地。我和鞠永贵、计德祥师傅赶了一匹小马拉的车上路了。3月初的帽儿山冰天雪地，白茫茫的一片，看上去好像到处都是平地，待冰雪开化则原形毕露，都是塔头沼泽地。我们不得不在村子周围甚至到几公里以外，去找老乡曾经种过撂荒的地，我们一共找到108块大小不同的地，总共106垧。

劳动的第一堂课是基建。我们负责当力工给瓦匠师傅供砖供水泥浆。第一天不懂工作程序，全队忙得颠三倒四还是供应不上，师傅们不满意地站在脚手架上又叫又骂。回来一总结，我们调整工作时间，头一天先把沙子筛好，水泥准备好，第二天早饭前把灰浆和好，把第一批灰浆先送到灰槽里，砖也提前送上去，师傅看我们做好了前期准备工作，夸奖我们会干活，脸上露出了笑容。

春耕开始了，在机器和耕马不足的情况下，我们发挥了“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的“人拉犁” 精神。55个人组成5个队，每副犁11个人，10人拉犁1人扶犁。开始拉犁时10个人东拉西扯，步调不一致，效率很低，肩上的血印都出来了成绩还是不佳。后来经多次调整，步调开始一致了，我们小队创造过一天完成0.8公顷的记录。机耕队是主力，他们每天完成好几公顷，只因山地田中石头多，常常打铧镢犁。因此，乡间流传一段顺口溜：“叫三号，真出奇，拖拉机，拉笨犁，常打铧，还镢犁。”就这样热热闹闹把地耕完了。

接下来是播种。种豆是前面一个人刨坑，后面一个人撒种；下种的数量是有规定的，老乡告诉种豆一次四五个，可我们一撒手就是七八个了，有时还要多些。种谷子更有意思，前面两三个人在垄上踩脚印，这叫踩底格子，后面一个人打点葫芦播种子，其后还有一人踩上格子，这才完成谷子播种。

夏锄时，刘院长亲自出面和内蒙古林业局联系，给我们运来20多头牛，我又改行做起牛犁队长。这些牛是林业局集材拉套子的，不会走垅沟。我们是两个人拿着鞭子，一边一个拉着走垄沟，训练几天逐渐熟练了。但新的问题又来了，随着天气转暖“瞎牤”（牛虻）多起来，像轰炸机一样围着人和牛转，叮一下马上出血。牛受不了就往田边的树林里钻。为此。我们改变作息时间，常常是凌晨两三点钟就下地，七点来钟牛虻“上班”了，我们就下班。下午三点多点牛虻“下班”了，我们再上班，一直干到晚上八九点，有月亮时还可以干得更晚一些。伴着朦胧的月色蹚地别有一番情趣；有的唱起民歌，有的唱苏联歌曲，还有的唱京剧，我们兴致勃勃“对牛弹琴”，牛儿毫无反应。

按照“先治坡，后置窝”的原则，挂锄后我们立刻转入建房工作。在邹思海师傅的领导下，我又当上建筑队的副队长。

盖房子没有砖和瓦，我们就地取材用土、草、木头，盖东北特色的“拉哈辫”房子。先按房子大小，在周围铺上一层石块，上面立上相应的柱子。在旁边挖一大坑，坑中放上水和土，搅拌成泥浆。四周挖四个小坑，人坐在小坑里把大坑里的泥草编成泥辫子，泥辫子再拧成墙，中间放干土并打实。就这样一层一层做成冬暖夏凉墙体。上面上了大梁后再上檩子，檩子上面铺上榛柴，再在榛柴上铺草和泥搅成的“巴泥”，最后苫草。我们在学中干，干中学，到盖第二栋房时已经很熟练了，工时大减。我们盖成的这两栋房是本地有史以来最大的建筑。

九月是收获的季节，眼看苞米成熟、谷穗下垂、黄豆变色，人们充满丰收喜悦。但问题又来了，靠林子近的地野猪常来破坏，有时一晚上野猪可能毁掉一亩多地。我们立刻组织护田队，我又被调去当护田队长。两人一组，每组一支步枪。这是一支小口径步枪，但是规定不能随便打野猪和熊。每组发一个锣和一个钹，晚上不定时巡地，一边走一边敲，还要叫喊。有点像平原游击队里巡山的老乡喊“平安无事了”。职工的每天下午上班，第二天清晨下班。就这样坚持着把丰收的果实保护下来。

秋收是最紧张且劳动强度最大的季节。我们采取了机、马、牛、人相结合的措施。拖拉机拉爬犁收苞米、马车牛车拉黄豆、谷子就靠人背。我们每人一根木杆，一根绳，把谷子捆好往回背。当把场院堆满了各种作物的大垛时，我们汗水流淌的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1959年春季，部分下放干部开始陆续调回学校。经过一年多的劳动锻炼，我爱上了这里的山、这里的水和这里的人，我与林场工人建立起深厚的感情。1959年下半年，我做了一项重要决定：要求留在林场工作，为林场的发展建设贡献自己一分力量。我给刘成栋院长写信要求留在林场，很快获得批准，我成为林场的一名技术员。

1960年开始由于天灾人祸，各项工作都压缩了，我们几个技术员回到老山营林区，奔忙于建设气象站、采集植物标本、建立标本室，进行植物物候观测和多项造林以及天然次生林经营科研观测，一直坚持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才被迫停止。6年时间，我们积累了上千份植物标本和大量科研数据，其中不少资料被编入“东北林学院帽儿山实验林场基础资料”中，为以后师生来林场进行科研和教学活动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1962年，帽儿山实验林场被林业部列入32处重点天然次生林场，帽儿山林场进入了发展和科研并重的新时代。当时工作的重点一是修路，二是开展以抚育改造为中心的天然次生林经营研究活动。要抓好这两项工作，首先要搞调查设计。林业界有这样一句话：“要享福上苗圃，要遭罪去调查队”，我参加组建了林场第一支调查队并任队长。调查队员都是从尚志和帽儿山招来的中学毕业生，我白天带他们上山工作，晚上给他们讲森林调查技术，从罗盘测量到林班划分，从小班区划到树木识别，从标准地调查到内外业工作，在学习中实践，在实践中丰富。调查队的工作是相当艰苦的，我们顶着风雪上山调查，下午从山上回来，棉裤冻了又化了再冻上，回到驻地都像穿着冰的盔甲，要彼此帮助才能把棉裤脱下来，脱下来的棉裤挂起来还没等晾干，第二天穿着湿棉裤照样上山。我们住在老乡一间空房子里，屋里特别冷，挂上的毛巾都能冻成了棍。做饭的大锅紧挨着炕，做饭的蒸汽弥漫在屋里，棉被上结上一层霜。伙食是大饼子、窝窝头、冻白菜、酱油汤。春夏的大敌是蚊子、小咬、跳蚤和草爬子。有一次住在老乡家，一晚上大家身上全是包，原来是跳蚤咬的。为了躲避跳蚤咬，有的睡在凳子上，还有的睡在扁担上。在野外调查时，走在前面的人草爬子上身率最高。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我懂得：带好这支队伍，不能光靠嘴说还要靠实干。我和大家睡在一起、吃在一起、干在一起，时刻关心着每一个队员，致力于打造“吃苦耐劳、团结向上”的团队，我们调查队几乎每年都是林场的先进集体。

采伐是林场冬季唯一的大事。林场成立冬采指挥部，场长是总指挥，我这个调查队长是他的重要助手。冬采的条件非常艰苦，我们住在扣的“大棚”（地窨子）里。沿着山坡挖上一个宽六七米，长一二十米、深两米的大坑。上面用木头架起来，铺上小杆子和草，再铺上一层厚土就是房盖了，留个孔伸出烟筒，下面放一个大汽油桶作为取暖的炉子。在炉子附近是热带可以光膀子，远一点是温带，到夜间两头是寒带。有时要带着棉帽子睡觉，头不能碰棚顶否则“哗哗”掉土。吃的是大碴子、大饼子、冻白菜汤。每天天刚见亮就上山，直到天黑才回来。但林场工人的朴实爽快、吃苦耐劳精神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1969年末伴随着下乡插队的浪潮，我带着刚从北京来的全家老小，到依兰县土城子公社东升大队插队落户，离开了我为之付出智慧和力量的林场。

（作者祝宁，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共党员。1957年毕业于东北林学院林学系留校任教，主要从事森林生态学、森林经营学、城市生态和城市林业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曾主持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黑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及林业部（局）研究项目，发表有关论文30余篇。主编、参编、翻译《植物种群生态学现状与进展》《植物种群生态学导论》《森林生态学》等专著和教科书8部。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