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走进大学读书是改变我们人生轨迹的一件大事。四年的大学生活，不仅使我们掌握了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更使我们打开了眼界，对生活、对社会、对世界有了全新的认识。大学时代早已成为记忆中的影像，时而模糊时而又很清晰，时而遥远时而又在眼前。在众多记忆之中，最令人难以忘怀的还是那些曾经为我们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们。

老师们的“南腔北调”

大学伊始，我们就感受到了读大学之“难”。1978年的时候，由于刚刚结束“文化大革命”不久。我们上课所需的教材还没来得及重新编写，原有的旧版教材有不少又没有印出来，所以不少课程的学习全靠老师们的课堂讲授。当时给我们上课的老师多是中年教师，老教师则为数不多，其中不少老师来自南方。由于当时所处的时代原因，对我们这些多数来自东北三省和内蒙古的学生来说，他们操着浓重家乡口音为我们授课，着实使我们难以适应，甚至还大伤脑筋。因为当时不少课没有教材，即便有教材，老师们的讲解和扩展的内容对学生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所以做好课堂笔记便成为课后学习和复习的一项重要任务。因此，在课堂上我们力争将老师说的每一句话都记录下来，可听不懂就成了做笔记的拦路虎。由于同学们都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都想把被“文化大革命”耽误的时间夺回来，所以学习热情高涨。大家都不顾飞舞的粉笔灰，每堂课都尽量去抢前排的座位，为的是使自己听得更清晰、更准确。

1978年夏季招生时，学校破例多招了不少学生，比如之前林业专业每年只招收两个班，但我们那年却招收了三个班，导致学校住宿条件紧张，对家在哈哈尔滨市的学生一律要求走读。

我们是“十一”之后入学的，印象中周末安排了半天的入学教育，由几位系领导讲话，分别简单介绍了学校和系里的情况，介绍了专业情况，还提出了学习和生活等方面的要求，以及其他一些事项。紧接着，周一就开始上课了。因不住校，等我坐车赶到学校时就快到上课时间了。由于对学校主楼不熟悉，我怎么也找不到上课的教室。这时上课的铃声响起，走廊里已看不见人影，我便更加着急。后来，好不容易遇到一位老师模样的人，才找到教室。

印象中，除了我们林业三个班外，好像还有森保专业一个班一起上课。教室几乎都坐满了，好不容易我才在最后一排找到一个座位。当我把紧张的情绪平静下来、注意力转到老师的讲课上时，心马上又悬起来了。讲课的是一位中年女老师，记得叫沃文杰。中等个儿，略有些发福，讲着一口南方话，我几乎听不出个数来。顿时，觉得头大了起来。幸好，沃老师还有一些板书，就这样，我边听边猜边看黑板，总算是把两节课坚持下来了。没想到，下午的两节课在机械楼西侧二楼上“植物学”，教师是敖志文先生。他一上来，也是一口的南方话，又令我叫苦不迭。两节课我全神贯注，生怕漏掉一个字，手写麻了也不敢停下来。好在他知道我们听他讲话有些困难，不仅时不时地在黑板上写下标题和关键词，而且还将植物的不同器官画在上面，使我们容易理解一些。等到下课回到自习教室与其他同学交流才发现，原来听不懂老师“话”的还大有人在。

自那时起，同学们就自发地形成了“翻译者同盟”，每天晚上自习时大家先相互核对课堂笔记。有时候，大家实在无法达成共识时，便只好等到下次再上课时向老师求证。

“南腔”的老师给我留下印象较深的还有几位。一位是我们的“树木学”老师黄普华先生。他是广东人，刚开始听他讲课时很费劲，后来就一点点习惯了，特别是一些术语听多了也就能猜出意思了。他知识渊博，对各种树木的分类特征信手拈来，而且能够随口说出其拉丁名，令我们十分叹服。在我看来，挑战大家上课“听力”极限的还有两位老师，一位是讲授“遗传育种学”的张培杲先生，另一位是讲授“昆虫学”的方三阳先生。他们二位的口音之重难分伯仲。有意思的是，当两位先生讲课时发现同学们在记笔记的过程中，突然集体抬头向他们张望时便意识到，我们的理解出现障碍，就会立即停下来，把关键词写在黑板上。然后，在双方如释重负的会意表情中，讲课又重回正轨。

与“南腔”相比，“北调”对我们来说就容易多了。不过，在“北调”的老师中，还是有两位老师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一位是聂绍荃先生，他是辽宁人，自带辽宁腔。上课时，为了集中大家的注意力，他常常使用一些“方言土语”，极具喜感，使上课颇有“小品”的味道。另一位是周洪泽先生，他的特点是语速极快，常常是一句话未停，另一句话已经脱口而出。虽然给我们记笔记造成压力，但课程信息量比较大，对如饥似渴求知的我们来说还是乐此不疲的。

老师们的“喜怒哀乐”

四年间，给我们上过课的老师，包括实验课的老师还是有很多。老师们课上课下的言谈举止、喜怒哀乐、着装仪表等也都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音容笑貌恍如昨日。

那时，由于“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多年积压的工作热情一下子得到了释放，老师们上课都非常敬业。虽然，有的老师教案已经泛黄，但他们讲课还是非常严谨和认真的。在这其中，老师们也呈现出各自的风格，展示出各自的风采。记得“森林生态学”这门课由李景文、陈大珂和王义弘三位先生讲解。其中，陈先生是主讲，李先生和王先生承担了部分内容。陈先生虽是南方人，但口音并不重。讲起课来声音洪亮，抑扬顿挫，很有磁性，而且逻辑性强。讲到重要概念时，他还常常写出英文单词，令我们这些英语处于入门级的学生很是仰慕。此外，他讲课时面部表情比较丰富，鼻子眼睛一起动，手势也相对较多。李先生名气很大，我们使用的教科书就是由他主编的。他上课中规中矩，声音不太大，加上河南口音，有时候听不清楚他讲的内容，但他对学生非常谦和，很有长者风度。

给我们上过课的老先生有两位年近六十。一位是讲授“测树学”的白云庆先生，另一位是讲授“数理统计学”的李世达先生。白先生头发花白，具有仙人之气。他讲课风趣，认真负责，看见有人上课溜号不注意听讲，便不声不响地将粉笔头直接弹向该同学，力量之大、精度之准令被击中者和观者赶快收心，同学们也忍俊不禁。李先生有些驼背，讲课思路清晰，不管公式多么复杂，他不用看书，都能一气呵成地将推导过程写在黑板上，其大师之誉绝非浪得虚名。

我们“造林学”课由陈乃全和焦振家两位先生讲授。陈先生是辽宁人，上课时常举一些实例说明，有几次讲到兴头上，他就会模仿林业局的工人师傅撸起袖子连比画带解释，这种风格鲜见于其他老师，可谓情到深处十分投入，也令我们十分感动。

作为学生，我们当时一方面对老师们的才高八斗非常钦佩，另一方面对老师们的教学风格也非常在意。有的老师讲起课来非常潇洒，有的就非常克制，甚至有些拘谨。讲授“土壤学”的老师是陈喜全和关继义两位先生。陈先生属于前者，关先生则属于后者。关老师在讲课时，总是手持一沓卡片一板一眼，严格按照自己事先准备的内容进行，从不跑题。

一般来说，多数老师上课时的面部表情都是和颜悦色的。但我对讲授“森林经理学”陈霖生先生印象深刻。无论是理论课还是实验课，他的嘴角总是挂着一丝微笑，有点像达·芬奇的画作《蒙娜丽莎》一样，既给人以亲切感，同时又略带某种神秘感，令人遐想。记得“种苗”课是由齐明聪、罗丽芬和邹铨三位先生共同讲授的。其中，罗丽芬和邹铨两位女老师都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很有水平。罗先生精明干练，上课不苟言笑，直截了当，开门见山。邹先生则轻声细语，娓娓道来，情感丰富，充满母爱的色彩。两人相映成趣，风采各异，很受学生喜爱。

那时的服装颜色多以蓝、灰、白为主，还有就是草绿色，其他颜色较少。上课的老师们基本上也是穿这几种颜色。不过，多数老师的服装虽然洗得有些褪色，但都比较整洁。印象中最注重仪表的是讲授“森林防火”课的居恩德先生，他那时刚从美国留学回来不久，每次上课都打着领带，西装革履，头发也梳理得一丝不乱。但也有不太注重仪表和不修边幅的老师，印象比较深的一位是讲授“遥感学”的马建维先生，另一位是基础部讲授“物理学”的陈大我先生。马先生给我们的印象永远是非常忙碌的样子，带着一副度数极高的眼镜，在遥感测树方面是位大咖级的学者。但他上课时爱背一个旧书包，不变的是蓝色中山装，只是总给人皱皱巴巴的感觉，要不是戴着眼镜，走在大街上与常人无异。不过，只要站在讲台上，他便两眼有神，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仿佛身体内聚集了无限的能量。而陈大我先生平时比较随和，他不仅衣服皱巴，而且头发还总是比较长，还少有梳理，也戴一副大眼镜。但他讲得课生动形象，深入浅出，易于理解。

最后还得说一下我们的首任辅导员初良胜老师。他是吉林人，为人正派，平易近人，待人友善，关心学生，常到教室和寝室走一走，询问每个人学习和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对大家提出的问题，他都耐心解答；遇到的难题，亲自帮助解决。可惜，后因工作需要他被调到院团委，但我们每次遇到他都主动与他打招呼。

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眼之间我们早已不再是翩翩少年，也远离了而立和不惑之年，进入了退休行列。大学四年时光虽短，但老师们对我们的影响却是长久而深远的。大学生活无疑重塑了我们，使我们不仅学到了专业知识，掌握了一定的本领，更重要的是明确了自己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

现在回头看走过的路，我想对所有曾经教育和帮助过自己的老师们说：“衷心谢谢你们的教诲，是你们的教诲成就了我今天的一切！”

（作者杨滨章，园林学院教授，博士，《中国园林》学刊编委。1978年考入东北林学院，1982年毕业留校。1985年考入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社科部攻读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第二学士学位；2006年在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旅游与文化管理中心攻读博士学位。曾任林学系辅导员、院团委干事、校学工部副部长、学生处处长、校团委书记、园林学院党总支书记、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社长、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等职。发表学术文章30余篇，主编、参编教材、专著10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