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普华简介

黄普华，东北林业大学林学院教授，林业部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植物学专家。他跟随中国森林植物学家、中国樟科植物学科带头人、东北林学院院长杨衔晋30余年。主持并参与教学研究，论文《教学改革要立足于学生能力培养》荣获黑龙江省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主讲的“树木学”被学校评为首批5门优秀评估课程之一；参编的中文版《中国植物志》第31卷、41卷、45卷和英文版《中国植物志》第7卷、10卷相继出版，为摸清我国维管束植物的现状，为合理开发利用植物资源提供了最基础的信息和科学依据，中文版《中国植物志》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他与杨衔晋教授联合命名的植物新分类群57个，为我国植物分类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植物志》是由中国四代植物学家跨越半个世纪编撰而成的大型工具书，记载了中国3万多种植物，包括9000多幅图版，共计5000多万字，80卷126分册，是关于中国维管束植物的全面、系统、科学的总结。我能参加这部鸿篇巨作的编撰工作，是我一生最大的幸事。

从1973年至编研任务结束这20多年间，我全身心投入到《中国植物志》第31卷樟科、第41卷豆科和第45卷卫矛科编研中，并作为第五届（1987～1992）、第六届（1993～1995）和第七届（1996～2004）《中国植物志》编委会委员。先后完成《中国植物志》第20卷杨柳科,第22卷壳斗科、榆科、马尾树科，第49卷椴树科、杜英科，第42卷豆科（五）和第45卷3分册卫矛科，共5个卷册，219万多字的审稿任务，受到编委会多次奖励和主编吴征镒院士的好评。我参编的《中国植物志》第31卷荣获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这是我国图书编辑出版界中的最高奖项。《中国植物志》凝聚着中国四代植物学家半个世纪的心血，并于2009年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其中记载了我多年的奉献与辛苦付出。

回顾编书的历程，我认为我的成功取决于“雄厚的教学基础、坚实的理论根基，深入的求实精神”三个方面。

首先是雄厚的教学基础。

1956年留校，我担任院长杨衔晋教授的助教和教研室秘书。杨衔晋是我国知名的森林植物学家、林业教育家、樟科植物学学科带头人。我有幸的是与杨院长零距离接触，站在杨院长的人梯上成长。

当年，我国没有自己的《树木学》教科书，使用的都是苏联的教材，我感觉这不符合我国的国情，产生了编编撰我国自己的《树木学》教科书的念头。为了编撰好《树木学》，我对中国树木资源进行了全面系统地研究并重新归纳分类，总结其栽培技术及利用成果,使所编教材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广泛的实用价值。

为了丰富《树木学》的外延，我还编撰了《树木冬态检索表》《树木幼苗图说》《教学实验与实习手册》《拉丁语读音基本规律》等辅助教材与资料。1980年，我为研究生编撰并出版了《国际植物命名法规概要》。同年，我参编的全国高等林业院校试用教材《树木学》也由中国林业出版社出版，《树木学》成为全国统编教材。

鉴于我国幅员广阔，地跨热带、亚热和温带，树种繁多及各地差异的实况，我又发起并参与了北方版《树木学》教材的编写工作，该教材于1997年由中国林业出版社出版。从此，改变了一本《树木学》一统全国的局面。

我先后为本科生讲过“树木学”“森林植物学”“植物分类学”“经济植物概论”等课程；为研究生讲过“高等植物分类学原理”“树木学专题”“植物学拉丁文”“国际植物命名法规”等课程。我主讲的“树木学”，被学校定为第一批教改典型课，在33门试点评估课程中脱颖而出，被评为优秀评估课程。

从编撰出版我国第一本《树木学》，到传授多种课程全面铺开，再到教改典型课的成功，这些积累和铺垫为我编撰《中国植物志》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其次是坚实的理论根基。

有人把我誉为科技论文产出大家，我至今发表论文、专著102篇著，其中退休后发表了35篇著。我的最大爱好就是从事林业科学研究，推动林业科技进步，因为林业科学进步是促进中国林业持续健康发展、确保青山不老永续利用的有力支撑。我认为科技论文的产出，不在于多，而在于精。

1958年，我凭借在大学时期的俄语功底，与两位同事合译的《松林与水分》（俄刊）第一本译著在中国林业出版社出版。

1962年，我在哈尔滨市植物学会和全国植物学会上，先后发表了《实验分类学的发展及其在实践中的意义》《长白山藤本植物的分布及其生长习性》《树木幼苗图说》《小兴安岭木本植物冬态图志》《东北藤本植物的植物地理》等7篇论文。

1964年，我被中国林业出版社《林业文摘》聘为俄刊《植物学杂志》特约文摘员，我翻译了《卡查赫斯坦和顿河地区沙质土上欧洲赤松的根系》《波尔斯诺依乌斯克尼依岛林分中的落叶松种子产量结构及自然因子对其影响》《幼树在林冠下的光合作用》《母树根的分泌物和矿质养分对西伯利亚红松幼苗发育的影响》等7篇文章，先后刊登在《林业文摘》杂志上。

1980年，我先后发表了《豆科一新属——长柄山蚂蟥属》《中国豆科新种》及《国产狸尾豆属研究》等豆科研究成果记录了豆科新种5个；发表了教学论文《略谈研究生植物学拉丁文教学》《研究生专题课结合能力培养进行考核的初步尝试》等7篇论文。

1992年，我发表了《两种材色的兴安落叶松木材物理力学性质的研究》《兴安落叶松白色材与樟子松的材性比较》《两种材色的兴安落叶松木材的超微结构与木材分子的比较研究》《白材落叶松的研究》等论文，详细阐述了白材兴安落叶松在加工性能、适用范围、生长速度、种子发芽率等方面均优于红材落叶松，有的性能指标还优于樟子松，这一科学发现为扶持白材落叶松提供了科学依据，也为生产企业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该成果获黑龙江省1999年科技进步二等奖。

1996年，我退休后参加中美合作编撰《中国植物群》（Flora of China），联合委员会编研的英文版Flora of China项目，完成了英文版的《中国植物志》（FOC）第七卷樟科木姜子族、木姜子亚族和第十卷豆科山蚂蝗族的编研任务；我参加德国组织出版的《树木大百科》编撰项目，完成了我国东北地区一些主要树种的编写工作；我还参加《中国高等植物》编写项目，给国家和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科学财富。

102篇论文和专著凝聚着我对中国林业事业的热爱与忠诚，也为我编撰《中国植物志》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根基。

再者是深入的求实精神。

为了编撰好《中国植物志》，我深入祖国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深山、丛林、大川，历尽了风霜雨雪、酷暑严寒，战胜了风餐露宿、蚊虫叮咬，凭着坚定顽强的毅力和冒险牺牲精神，铺就了《中国植物志》编撰的成功之路。

为了编撰好《中国植物志》，我多次走入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和地方植物研究所的标本室里，鉴定了2万多份樟科植物标本。我深入到多省图书馆，查阅古今中外大量文献资料。我对每一个植物分类群名称、形态和各个器官，都经过认真细致研究和考证。在研究中发现美国人C. K. Allen发表的四川木姜子分类群的命名，以及长江流域豹皮樟的命名，都存在不准确的问题，我通过细致入微的分辨考证予以澄清。

为了编撰好《中国植物志》，我和杨衔晋院长深入云南西双版纳考察，考察结束后回到昆明，又买了去北京的火车票。翌晨，听到唐山发生了大地震并波及北京。昆明植物所的同事劝我们退票，不要去北京。我们不顾个人安危如期返京，看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资料完好无损，我们才放心返回哈尔滨。

回哈后，我们还不时听到北京余震的报道。但是为了早日完成研究工作，我和杨衔晋院长不顾个人安危，又返回北京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当时，人们都害怕地震没有上班，整个大楼只有我们两人在办公。为了防地震，晚上我们就在招待所的床底下睡，这样坚持了一个多月。

经过多年的研究、核对、考察。1978年，我和杨衔晋院长的研究成果《中国樟科植物志资料（二）》发表在《植物分类学报》上。该成果记录了联合命名新分类群57个，其中发现新种30个，新变种11个，新变型2个，新亚种1个、新订正种2个，新订变种9个和新订正变型2个。这一成果不仅丰富了我国樟科植物资源，而且纠正澄清了长期以来外国人对我国在樟科植物分类上存在的错误和混乱，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同时也为编好《中国植物志》第三十一卷樟科植物奠定了科学基础。该成果获林业部林业科技成果二等奖。

1980~1981年，我和杨衔晋院长先后发表了《中国豆科新种》和《国产狸尾豆属的研究》两篇论文。为编好《中国植物志》第四十一卷豆科奠定了科学基础。

“雄厚的教学基础、坚实的理论根基，深入的求实精神”为我编撰《中国植物志》助力，20多年心血凝聚在我编撰的《中国植物志》著作中。《中国植物志》共有80卷126分册，我参与编撰其中的3个卷册，完成了樟科、豆科、卫矛科共10多万字的编写任务，另外还有《中国植物志》第七卷樟科木姜子族、木姜子亚族和第十卷豆科山蚂蝗族的编写任务。我的工作成绩受到编委会多次奖励和主编吴征镒院士的好评。

面对这一切荣誉，我要说：我是东北林业大学培养出来中国第三代植物学专家，一切荣誉都归功于我的母校——东北林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