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有我们的青春岁月，有我们的欢笑时光，有我们的林业梦想！往事已过多年，但是留在心底的那份美好始终如一。

目标学林，方向东北

我在上海读完小学、初中，高中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附中。当时母亲想让我学医，父亲想让我学工，可我一门儿心思想学林。

想学林是有缘由的。第一个缘由是我三岁时正赶上淞沪战争。我随家人逃难离开杭州转辗于浙江、湖南、广西、贵州、四川诸省，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才随家人从重庆回到上海。逃难期间为躲避轰炸，我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农村乡间，接触的是山、水、林、田，对大自然有一种亲切感和安全感。

第二个缘由是受长辈的影响，第一位是我高中班主任芮乔松老师，他是讲地理的，他热情洋溢、绘声绘色地介绍苏联改善草原环境，大面积营造防护林带，改善了气候，提高了草原农牧业生产水平。苏联白桦林的画面以及小女孩采蘑菇的画面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中。第二位是南京林学院的王佩卿教授（我父亲的朋友），他当时带毕业生去海南岛营造海岸防风林，保护那里的橡胶林。当时只有海南岛和云南可以种植橡胶树，其意义多么重大呀！第三位是我的姑父冯邦用先生。他是上海铁路局金陵东路营业所的领导。当时，上海铁路局有大批员工到东北伊春修筑铁路，开发森林资源支援祖国建设。他绘声绘色地讲小兴安岭森林里的“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的故事，那天然大氧吧以及美食野味激起我极大的兴趣，我毅然决定学林！

长辈告诉我东北林学院在哈尔滨，地处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的腹地，靠近林区得天独厚。还听说因院系调整有一大批知名教授从浙江大学调派到东北林学院了，真是天时、地利、人和全具备！那一年，我充满信心地填写了第一志愿：东北林学院林学系。

录取榜单刊登在《解放日报》上。在东北林学院录取名单上，第一名是胡隐月，第二名就是我，如愿以偿。我高兴地唱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还特意买了一本周立波的《暴风骤雨》。那是一部描写东北土地改革的小说，地点就在尚志县，它着实帮我了解了东北的风土人情，学习了不少东北方言土语，很有意思。

在我离开家乡的时候，母亲的眼泪，父亲的不解，“到死冷寒天的东北能受得了吗？”父亲还说，他的朋友在东北冻坏了,锯掉了双腿，惨不忍睹……虽然父母有很多担心和埋怨，但他们还是默默地给我准备了厚厚的棉衣和行囊。

五湖四海，学子欢聚

1953年10月，经过40多小时的辗转颠簸，我终于到了松花江畔的哈尔滨。到了我独立生活实现理想的地方——东北林学院。当时东林与东农共用一套领导班子，共用一处校舍，地址就在现在的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当时校园还很荒凉，但雄伟的飞机大楼令人震撼，最令人瞩目的是金碧辉煌的苏式建筑大礼堂。当年苏联和东欧各国代表团访问哈尔滨时，演出地点一定是在学校大礼堂。在此，我们有幸观赏过苏联的小白桦舞蹈团、苏军红旗歌舞团以及波兰人民军军乐团等世界级的文艺演出。

我们林学系两个班80人左右，真正地来自五湖四海各行各业。同学中黑龙江、吉林的居多，其次是辽宁，长三角、珠三角、黄浦江边、武汉三镇、广西、江西的都有，还有几位川妹子。其中大多是应届毕业生，也有从工农速成中学来的工人、解放军及志愿军战士。班里有汉族、蒙古族、满族、壮族等民族得同学，语言和生活习惯差别很大，在学习生活中出现过不少笑话。

我清晰地记得教体育的四川人于老师，上第一堂课时自我介绍，大声说了两遍：“我姓于！”接着一位解放军学员大声喊：“到！”原来他叫“王兴玉”，以为老师在叫他呢。

有一天，一位来自武汉的女同学高兴地拿着一个包裹跑进教室，喊着：“我妈把‘孩子’给我邮来了！”大家都愣了，她有孩子啦？还能邮过来？啊！原来武汉人把鞋子叫成“孩子”，又一场哄堂大笑。还有，我班有位男同学叫“舒凤梅”。在入学分寝室时，粗心的辅导员把他的名签贴到女寝室的床铺上。结果，女寝室的人等了半天不见舒凤梅，而舒凤梅在男寝室也找不到自己的床位。这些笑话成了我们多年的保留节目，一到同学聚集时就会提起，津津乐道、笑个不停。

过了一段时间，一部分同学出现了一些思想波动，感到学林不如学工学医的，对学林没有自信心，表现在不愿佩戴校徽，甚至有同学把校徽别在裤腰带上。刘成栋院长得知情况后，给我们做了专题报告。他在报告中大讲林业在祖国建设中的作用，中国现在急需林业人才。他要求我们抬起头来，要把校徽戴在胸前，要理直气壮地学林。他还转达了梁希部长的名言：“无山不绿，有水皆清，四时花香，万壑鸟鸣；替河山装成锦绣，把国土绘成丹青；新中国的林业人，同时也是新中国的艺人。”这些教诲成为我们的奋斗方向和目标。我们经常唱起《我们是森林战士》——“我们是森林战士/人民的好儿女/为了建设祖国林业/坚强又勇敢/走遍山林/跨过沙漠/不怕风和雨；我们是森林战士/人民的好儿女/长白山麓/松花江滨/到处是森林/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向自然进军……”

课堂理论、实践结合

开始上课了，我们这一届全面学习苏联，许多课程没有教材。后来才陆续有教科书，全是翻译苏联的版本。茹科夫斯基和金杰里的《植物学》、聂斯切洛夫的《林学概论》、谢尼可夫的《植物生态学》等，所有教科书得作者不是“可夫”就是“斯基”。上课老师在讲台上讲，我们在下面记笔记，课后自习时找参考书补充笔记。“上课记笔记，下课补笔记，考试背笔记”成了我们的主要学习方式。

给我们上课的老师集中了农林两院最棒的师资。数学老师白心泉、何泽洪，无机化学老师刘吉相，有机化学老师李柏，植物生理老师庞士铨，土壤老师何万云，树木学老师杨衔晋，达尔文主义老师李景华等。这些老师讲课各有特色，印象最深的是李景华老师讲的达尔文主义，在第一节课上他连续提出了20多个为什么？在以后的各节课中逐个解答，最后融会贯通完成了全部课程的学习内容。他培养了我们的科学兴趣，引导我们去思考、去探索，这对我们今后的科研和教学工作影响很深。他讲课思路清晰，语言精练，逻辑性强并充满激情，对我影响巨大。他上一堂课下来很累，经常课间到走廊抽烟，上课铃响了，我看他最后深深吸完一口，回到讲台前继续上课。

全面学习苏联新的教材，使得老师和同学都感到陌生。当时老师每周发答疑单，有问题的同学可以填写，由课代表交给老师，老师通知时间、地点给予解答和讨论。如果同学没有问题，教师也可以下达质疑通知，约同学去交流学习上的问题。这样老师和同学经常交流沟通，对知识的理解比较深入扎实，对教学的改进也十分有益。

比较特殊的是我们的期末考试全部是口试。考试期间每两三天考一门功课。应试学生自带记分簿进考场，抽题后准备15分钟写出提纲，然后到老师面前逐题解答。考试一般有三道题：第一题是概念与原理，第二题是操作性的，第三题是名词和术语解释。考试由主讲老师主持，助教和其他老师参加。回答完后主讲老师当场在记分簿上写出成绩，并签名后交给学生。我清楚地记得在考有机化学时，李柏老师在听完我应答的试题后，又提问了几个其他问题，听完我的回答，他满意地笑着，在我的计分薄上签上“优秀”递给我。后来我知道，老师这样做是要全面了解学生掌握知识的水平，避免偶然性。

印象最深的是1954年第一门的植物学考试。我第一个进考场。看到坐了一屋子的监考老师把我吓了一跳，原来许多老师来观摩实践。我顺利答完三个问题后，在接下来的识别标本时，我稍有犹豫，不过最后也答对了。在评分的讨论中，主讲的谷安根老师主张给五分；有的老师看我识别标本有点迟疑，提出不能给满分。谷老师当即说“这个学生我了解，我决定给五分。这么一屋子人，你试试也可能出错。我负责任！”他在我的记分簿上给了五分并签名。

我十分感谢谷老师对我的信任和鼓励，在以后的学习中我更加刻苦努力。至今我仍十分怀念这种负责而灵活的考试方式；怀念负责任又十分信任学生的老师。

我们的培养目标是林业工程师。因此，除了理论学习外，更注重能力和实践的训练。我们实习内容也十分丰富，从宏观到微观，从室内到野外，从瓶瓶罐罐到沙漠森林，实践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引领了我们的思考，增强了我们的能力。

在化学实验室里，沃文杰老师从拿试管开始训练我们，要求左手拿试管，拇指和食指拿住试管上距管口一指的位置。她说：“你一拿试管我就知道你是否进行基本训练。”同样，野外土壤调查挖剖面时，土壤老师也有规矩，在确定观察面的方向后才能下锹。下锹也有规定，挖出的土要分层堆放在两侧。修剖面要自上到下，而取土样时必须自下而上。调查完成后要分层次回填土坑。这也是你一拿铁锹就可看出你的基本功如何。这些细微之处的要求和训练，对日后我们的工作和科研有很大帮助。

实习把我们放飞到大自然中去锻炼，每年暑假总是先实习后放假。我们先后去过辽宁章古台沙地、长春净月潭水库、小兴安岭原始森林。在沙地上走一步退半步，晴日蓝天黄沙一望无际，一刮起风眼睛都睁不开。我们趴在沙地上观察搓巴杆蒿、小红柳防风阻沙的过程，参观了南满防护林带，这里是后来“三北”防护林的一部分。它们抵挡了风沙，保护着农田和村镇的安全。

我们曾两次去带岭的凉水实验林场进行长时间实习，我们和带队老师都穿着土黄色亚麻布实习服，像一条土黄色的游龙游荡在绿色的森林中。认植物釆标本，挖剖面调查土壤，测量树木并调查其组成结构，我们不断探索大森林的奥秘。下雨天，我们就披上一块油布顶雨工作；雨过天晴，小咬、蚊子上班，咬得你心慌意乱。最严重的是草爬子，它毫无声息地爬到身上，钻入衣服。一出林子老师就要求男生向右，女生向左，分别检查身上是否有草爬子。因为它传染森林脑炎，据说感染者死亡率达90%。 活下来的50%以上有后遗症。总之，染上就没好。咬上了不及时拔出来或拔得不好，把嘴留在皮肤里，日后碰到阴雨天浑身痒得难受。

实习生活虽然风吹雨淋，还有小咬、蚊子、草爬子袭击，但是充满活力和朝气。归途中女同学喜欢扑蝴蝶，黑凤蝶和黄菠萝凤蝶又大又美，但它们偏偏喜欢聚集在牛粪上，当女同学拿着蚊帽扑过去，常常是蝴蝶飞了，扣了一帽子牛粪。

1957年，我们结束了大学四年的生活。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大部分同学分配到东北或内蒙古林区的基层林场和经营所。他们在那里奉献了青春，有的同学奉献了终生。我怀念他们，并向他们致敬！

东林给我知识，东林教我成长，东林大学生活的故事令我难忘。我至今仍然坚信当年“目标学林，方向东北”的大学选择是正确的。

（作者祝宁，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共党员。1957年毕业于东北林学院林学系并留校任教，主要从事森林生态学、森林经营学、城市生态和城市林业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曾主持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黑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及林业部（局）研究项目，发表有关论文30余篇。主编、参编、翻译《植物种群生态学现状与进展》《植物种群生态学导论》《森林生态学》等专著和教科书8部。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