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光仪简介

赵光仪，东北林业大学林学院教授。他对西伯利亚红松做了广泛深入的研究，研究内容包括外部形态、地理分布、生态学特征、经济价值和推广造林等，并相继发表了10多篇论文，确认了“大兴安岭漠河红松就是西伯利亚红松”，结束了30年的误称。他还与同事共同完成了《大兴安岭西伯利亚红松研究》一书，为指导大兴安岭引进西伯利亚红松提供了依据。

有人跟我说：“一说西伯利亚红松就想到你，一说你就想到西伯利亚红松。”的确，我与西伯利亚红松已结下不解之缘。我开始研究西伯利亚红松时不到50岁，现在已近90岁了,耗费了我几十年心血和精力。我是第一个提出大兴安岭的红松疑是西伯利亚红松的人，并深入大兴安岭进行实地考察，历时近90天，行程近3000公里，终于破解了大兴安岭红松之谜。

问题缘起于20世纪50年代初，在开发大兴安岭时，因为那里树种过于单纯，有人提出能否从小兴安岭引进红松？人们已在大兴安岭西北部的漠河发现了“红松”，于是开始试引红松，初试很成功，引进规模逐渐加大，势在全面铺开。1980年，新华社还为此刊发了《红松在大兴安岭已引种成功，已安家落户》的报道。有人还嫌植苗太慢，提出直接上山直播。

但是，违背科学的代价是惨重的。几乎所有引种的红松都没有长过1米的，因为红松经受不了这里的早冻与晚霜，只有加格达奇林科所在接近小兴安岭东南部引种的红松长到了2~3米。我的论文《大兴安岭引种红松的商榷》刚发表， 所引的红松就被1991年的一场晚霜全毁了。

质疑中的破题

我对漠河红松持质疑态度说来话长。我是东北林学院1959届毕业生。1960年，周以良老师知道我喜欢植物地理，把我借调给中国科学院主持的“南水北调”综合考察队。队里集合了地形、地貌、气候、土壤等领域专家学者，考察期间可谓日历新事。每遇不解，专家们常汇聚于现场予以剖析，两年多下来，我深感真知倍增，眼界大开。

考察队第一年是走北路，从成都平原而西，很快进入以地形复杂而著称的横断山区。穿过大渡河铁索后即至雅砻江溜索，两岸壁立万仞溜索高悬，我们都亲身体验了“空中飞人”的惊险。

第二年转走南路，从西康出发进入了干湿季交替的滇西高原，历经永胜、华坪等地，亲历的垂直地带性、纬度地带性和经度地带性等特征已溶入脑髓。

考察回来后的上世纪60年代初，我又参加了大兴安岭植被调查。见到所谓的漠河红松时，基于我对大、小兴安岭间明显的经度地带性差异而顿生疑窦，这是我关于漠河红松的第一个问号。

后来，林学前辈于泗海（黑河市林业局工程师）告诉我他当年勘察大兴安岭林业局局址时，由黑河出发溯江而上时很快就不见了红松，直到最西北角的漠河才出现几株红松。这怎么解释呢？这是我的第二个问号。

1980年春季，林伯群老师约我给研究生介绍大兴安岭情况，当涉及“漠河红松”时，两个疑问以及从资料中了解到的俄罗斯西伯利亚红松分布情况齐现脑际，“我怀疑那是西伯利亚红松！” 一句顿悟脱口而出。

当时新华社的《红松在大兴安岭已引种成功，已安家落户》报道已发表。我趁着下学期没课，决定奔赴大兴安岭现场考察，临行前系主任周重光再三嘱咐：“大兴安岭正在大量引种红松，这个问题事关大兴安岭的发展，要尽力搞明白！”于是，我略做准备就匆匆上路。

跋山涉水90天

1980年8月暑假，为破解红松之谜，我迫不及待地踏上了探寻之路。独自一人深入大兴安岭林区实地考察，跋山涉水近90天，行程近3000公里，终于在1980年10月7日，在大兴安岭内蒙古满归林业局发现了天然生长的西伯利亚红松林。

为寻找西伯利亚红松，我曾与外界失联半月之久。大山里不通信号，我没有办法与外界联系，学校以为我失踪了，准备发动人员寻找。有人猜测我遇到不测，因为此前的10月份发生过科考队员被冻死的事。

当时我想，若漠河的“红松”是小兴安岭红松，就不应独立存在，漠河东南还应有红松分布；反之，如是西伯利亚红松，向西还应有连续分布的可能。因此，探寻之路要环绕大兴安岭一周。

我先自漠河出发，沿江东下寻找红松，经图强、阿木尔、塔河、十八站、韩家园子、呼玛直至三卡，始终没有红松线索。深信胜山西北确无红松，情形确如于泗海前辈所言。8月末，我再由牙克石顺大兴安岭西坡北上，寻找西伯利亚红松，经海拉尔、恩和、吉拉林、太平川到了莫尔道嘎。时已深秋，添了件秋裤继续走。9月中旬我经根河、金河到了阿龙山，此时钱已花光，依靠借贷维持，终于走到了最后一个林业局——满归。

局长周长虹建议我到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看一下。那是我国唯一养四不像（驯鹿）的地方，乡里有几十户猎民，他们常年游猎于林区，或许有线索。进鄂乡果然大有收获，当地人告诉我：“西伯利亚红松我们没听过，但是我们这里有果松啊！”我心中大喜，“果松！我找的就是果松啊！”因为太平川的老工人就称西伯利亚红松为“果松”，希望之火砰然烧起。

鄂族称“果松”为“昂达”。此时正赶上猎民们在山里游猎刚回来，没有人肯再去。无奈之下找来两个小向导，小的金山只有14岁，大点的昆都山不过16岁，他们跨鹿荷枪也号称小猎民。

10月4日，我们带着从乡政府借来的睡袋和毛毯，骑 “四不像”进山了。进山第二天小向导突然迷惑，不知去哪里好？原来这里“昂达”有两处，一处他俩见过只有一株，当天晚上就可以找到；另一处有几十株，但是他俩没见过。只能按照大人说的方位去找，也可能找不到。为了把握起见我决定先看单株。暮色苍茫中我们找到了单株“昂达”，它虽主干通直，侧枝却甚蔓杂，偃松风骨依稀可见。且又在同龄偃松群中，莫非又是一棵直立偃松？后来证明果然如此。

夜幕降临，我们匆匆钻进睡袋，雪花飘落脸庞。我反复思索：难道漠河那几株“红松”再无同类！如果明天再去看那几十株，晚上回不到猎民村撮罗子怎么办？难道以后还得再来一次？我怎能甘心！

第二天返回的路上，我反复劝说他俩：“咱们一定得去寻找几十株那一处，哪怕只看一眼，不然咱们就白来了！”小猎人说：“那几十株树好像就在这附近，但是也说不准。”我问：“如果从最近的岔路绕过去需要多长时间？”他们说：“需要半个小时。”我说：“咱们君子协定，只找半个小时，如果能找到更好，找不到就回去。”在我的一再坚持下，小猎人勉强同意了。我们一边紧催“四不像”，一边不停搜索，突然一个小猎人喊：“到了！”一片天然生长的西伯利亚红松幼林迎面而至，远近错落，亭亭玉立。我欣喜若狂竟大声欢呼起来，一时山回林应，人欢鹿跃。一看表刚好半个小时，真是奇迹！唯一的遗憾是未见球果。

匆匆回来的路上，三头疲惫的“四不像”累得几次扑倒荒溪，我的鞋和裤子都冻成了冰壳，但是我竟然毫无寒冷之感，心中充满了胜利的喜悦和自豪。昆都山和金山喝人们说：“他在山里叫起来了！”他们怎么会理解我当时的喜悦。

发现原生西伯利亚红松的地方叫伊克莎玛，长虹局长对我说：“那里是准备通公路的呀！听您这一说，将来修公路时还要特别保护一下了。”这就是张海廷老师所说的“大兴安岭唯一的一块原生西伯利亚红松林”。

90天苦战归来

苦战归来后马上开始验证工作。显微切片、与所存标本对比，确信无误。后来又将采到的毬果与西伯利亚红松毬果对比，更加确信无疑。

该消息被《黑龙江林业》杂志率先登出。直至1989年10月9日，新华社记者谭佩荃的《误称30年今证明，争论9年终定论》的报道终于发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及《科技日报》《新华文摘》《中国林业报》《中国林业》等媒体也从不同侧面相继做出报道。

1992年，在吴中伦、杨含熙、董智勇等先贤帮助下，我主编的《大兴安岭西伯利亚红松研究》正式出版了。为了撰写此书，我翻阅了英文、俄文、日文的科技资料，参考文献多达60篇。

我酷爱西伯利亚红松，西伯利亚红松耐低温性可达零下67摄氏度，与红松最低零下50摄氏度的耐低温性相比，更具有持久性。它类似于红松而胜于红松，其材色淡红，散发浓香，制作出的箱柜不遭虫蛀。其松子油对降“三高”有显著成效，出口美国等市场一直供不应求。更值得赞誉的是西伯利亚红松活立木可以散发出抗生素，据俄罗斯人介绍“1公顷西伯利亚红松可以净化一个城市致病的微生物，它还能耐烟尘，欧洲很多工业城市都有它的身影。”可惜没有引入我们的校园，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俄罗斯人说：“西伯利亚红松是祖国的光荣，俄罗斯的骄傲。”现在我们已经成功将其引入大兴安岭，相信西伯利亚红松必然会如董智勇学兄期望的那样“成为大兴安岭林区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