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存悌简介

项存悌，中共党员。东北林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森林保护学科学术带头人，国家林业局森林病虫害生物学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和林业部科技进步奖评委、森林保护学科副组长，全国森林病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菌物学会理事、中国植物病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黑龙江省植物病理学会理事长。从事森林保护专业教学和科研工作40余年，培养出硕士生28名，博士生13名；编著和参著12部，发表论文90多篇；主持省部级科研课题“红松流脂溃疡病的研究”，有效地控制了病害的流行和危害，对确保东北松树持续健康成长起到了重要作用；修正了“变色即腐朽”的陈旧理论，为我国的森林经营和保护研究做出了贡献；主持国家“七五”“八五”“九五”科技攻关专题“杨树溃疡病类防治技术”，提出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综合防治技术，创造直接经济效益1亿多元。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多项。

我1957年从东北林学院林学系林业专业毕业，并留校从事森林病理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从助教到讲师，从副教授再到教授，直至成长为享受国务院津贴的森林保护专家，我的成长离不开东林的哺育和恩师的培养。我要感谢真菌学家、森林病理学家邓叔群教授等老前辈，把我从大学生培养为研究生；我还要感谢邵力平先生，感谢他对我在教学和科研上的指导和帮助；我更要感谢东林，是东林给予我历练的机会、成长的机遇和成才的平台，为我的人生注入动力，为我的科研指引方向，为我的事业增添光彩。

最振奋的事——攻克红松流脂溃疡病

20世纪70年代，东北地区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红松流脂溃疡病。红松流脂溃疡病是红松人工林新发现的一种危害性传染病，该病在东北三省扩大蔓延并造成严重损失。

一种强烈的职责意识冲击着我的心。我义不容辞挺身而出，于1983～1985年成立了由我主持并与通河林业局科研人员共同组成的“红松流脂溃疡病防治技术”攻关课题组，该课题经申报被批准纳入省级科研项目。我带领宋玉双、潘志学等学生与森防站葛兰英等同志深入病情严重的通河林业局浓河林场对该病进行了系统研究。

在松树林里看到令我伤心的场景：松香顺着树干流淌，树头的针叶由绿变黄，发病率达到了50%，枯死率接近20%。我心里暗暗发誓：“我是学森林病害防治的，如果不能控制这种病害就是我的失职。”

为了搞清楚病情的来龙去脉，我们确定测定样树，我们爬上样树，将自制的病菌采集器悬挂在树上，我们不顾危险，不顾松树油弄得满脸满身，一心想的是松树病害的防治。

就这样，我们整整连续观察检测了3年，每年从4月观测到8月，一年要观察150天。我们每天将病菌采集器挂上、取下，累计达4000余次，做到了简单的工作重复几千次不走样。

就这样，我们凭着对大森林的热爱和拯救大森林的高度责任感，战胜了寂寞与孤独，战胜了风霜雪雨、酷暑严寒，战胜了蚊虫叮咬、黑熊的威胁。

在研发的岁月里，我把所有精力都凝聚在科研上，连后腰被草爬子咬了都浑然不知，一个多月后才发觉，草爬子的头已进入肉里，后腰上肿起小手指肚大的包。学生们心疼地说：“项老师搞起科研什么都忘了，他是心里装满科研的人。”

通过三年监控，我们课题组在国内首次确定了红松流脂溃疡病的病因，病害的发生期、发生量、初始病情、发病高潮和衰退状态，创新性地确定了以“病情指数”为依据的防治指标和测报模型，依此制定出确实可行的综合防病治病方法，有效地遏制住了红松流脂溃疡病的蔓延，为确保东北松树这一优良树种的持续健康成长起到了重要作用，并创造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鉴定专家认为我们课题组创造出的综合防病治病技术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并接近同类研究的国际水平。该成果1986年荣获黑龙江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最难忘的事——杨树溃疡病综合治理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0世纪70年代，杨树溃疡病泛滥于北方防护林和用材林，该病发生范围广，病情发展快，危害性强。为了解决这一病害，以我为主的课题组将“杨树溃疡病类（杨树冰核细菌溃疡病、杨树肿茎溃疡病、杨树烂皮病）防治技术”成功申报为国家“七五”“八五”和“九五”科技攻关课题。

4月初倒春寒，我们课题组先后来到大庆、肇东、阿城等地，刺骨寒风阵阵袭来，刮起的沙子打在脸上隐隐作痛。面对恶劣环境，我们课题组坚持到现场开展研究。通过十几年的科学实验研究，我们课题组在国内率先提出解决杨树冰核细菌溃疡病的六个核心技术。一是明确了该病害发生的主导因素是由成团泛式菌等冰核活性细菌在春秋霜冻条件下造成杨树冻害，引起肿茎型细菌溃疡病。二是创新提出了病害的危险等级划分标准，将东北地区划分为重发区、常发区、安全区，为防治提供了重要依据。三是创新提出“病情预报技术”，就是依据初始病情和气象因子，建立了中期测报模型，根据模型预测下一年的发病率和病情指数，实际验证准确率达95%，为病害综合防治技术的实施提供了生态学依据。四是创新提出“病害损失估测模型技术”，我们厘清了成林病情指数与材积损失率的关系，建立了东北林区病害损失模型，根据病情指数可判定材积损失情况，并首次推导出病害经济损失允许水平和相应防治指标，准确率到达90%以上。五是创新提出“抗病良种防治技术”，我们甄选出抗病虫、速生和适应性强的８个杨树良种，为病害综合防治提出了最根本的措施。六是创新提出“综合治病新途径技术”，我们制定了以选择抗病良种和营林技术为主，以化学防治和生物防治相结合，以测报和防治指标为依据的综合配套防治技术。在生物防治上，首次利用拮抗菌防治杨树烂皮病取得明显效果，为森林病害防治开辟了一条很有前途的新途径。

在科技研发的过程中，我的思想和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升华为适应中国森林病虫害防治的新理念和新观点。我认为“防范大于防治”。防范是防治的第一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如果筑牢的话，就会避免和减轻病害的发生，就会从根本上减少病害带来的损失。我还认为“品种是关键”。优良的杨树品种抗病能力强，发生病情的概率大大小于普通杨树。我更认为“科技进步是第一要素”。我们将化学防治和生物防治相结合，首次利用拮抗菌防治杨树烂皮病，依靠科技进步为森林病害防治开辟了新途径。

我们课题组历经了“七五”“八五”“九五”三个五年计划，终于取得了巨大成功，其中“杨树冰核细菌溃疡病防治技术”专家评审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在东北三省推广防治面积达87511公顷，获得经济效益17485万元。1990年，“杨树肿茎溃疡病综合管理技术”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1994年“杨树烂皮病综合防治技术”获林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

最接地气的事——撰写《森林保护手册》

按照黑龙江省林业厅和省森工总局的要求，东北林学院协同黑龙江省森林保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吉林省林业科学院等十多家院所共同完成了中国第一部《森林保护手册》。该手册收集了东北地区的林木病、虫、鼠害共159种（类），其中病害52类、害虫99种、害鼠8种，详细介绍了必要基础知识和有关防治办法，这是一本指导中国林业生产与实践的百科全书。

当年，东林正在实施上山办学，林学系搬迁到帽儿山，林机系搬迁到带岭。我在帽儿山接受了这项任务，与邵力平、于成铭、方三阳、杨立铭、魏作权等老师参加了编书工作，书中插图是邵力平、方三阳等老师画的。在编写过程中，我和邵力平老师多次奔赴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和动物研究所，找知名专家学者帮助把关，倾听他们的修改意见，为了确保内容的准确性和权威性不辞辛苦。在编辑、制版、改版过程中，为了确保文字和图片精准无误，我和邵力平老师守在北京农业出版社长达半年之久，终于在1971年9月告捷出书。出书后反响强烈，需求量剧增，1972年又改版发行了第二版本，发行量达20000本。在这本书上没有留下我们写书人的名字，也没有稿费，我们都是无名英雄。

最酷爱的事——三度撰写蘑菇专著

我撰文著书60余年，出版了12部著作、发表了90多篇论文，这些著作诠释着我对中国森林保护事业的深厚情感。其中蘑菇专著是我的最爱，蘑菇虽小，情怀无限。

我编著的蘑菇专著有三部。第一部是我与恩师邵力平合著的《中国森林蘑菇》，这是中国关于森林蘑菇的最全面、最系统的第一部专著，2017年再次出版发行修订版。

第二部是和我的学生刘雪峰教授以及我的爱人邵忠文合作完成的《东北林业大学城市林业示范基地自然资源》一书中的“野生蘑菇”篇章。退休后，我与爱人时常散步在实验林场，看着跳跃的松鼠，欣赏野生的蘑菇。我与爱人出于职业的习惯用相机拍摄下来，累计拍摄到100多种野生蘑菇的照片，我对着照片配上文字说明。后来我得知东林要编辑出版《东北林业大学城市林业示范基地自然资源》一书，书中有“野生蘑菇”章节，于是就把“野生蘑菇”融入在《东北林业大学城市林业示范基地自然资源》一书中，这本书是我们许多人悉心合作的著作。

第三部是我的专著《野生的蘑菇》，该书是中国国家地理博物丛书，2019年两次发行修订版。在最新修订版中，蘑菇的种类由314种增加到697种，插图在手绘图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生态图，检索方法在文字检索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图形检索。

三部蘑菇专著，诠释着我对中国蘑菇的了解和认知，诉说着我对中国蘑菇的情怀和厚爱。如今我已是88岁高龄了，仍在孜孜不倦地研究着中国蘑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