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是知识改变命运的时代。大学生被称为天之骄子。那个时候能考上大学，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是一件光宗耀祖的大事。

我有幸成为那个时代的幸运儿。

1985年9月，历经寒窗苦读，我终于带着父母的无限期待和亲朋好友的深深祝福，迈进了向往已久的大学校门。

从此，我在素有“东方小巴黎”美誉的省城哈尔滨，在当时林业部直属六所林业院校之一的东北林业大学开始了为期四年的大学生活。

大学丰富我的学识

记得接到大学入学通知书的时候，我和父母有过一次交流。

正直憨厚的父亲对我说的一句话，至今让我难忘。他说：“你要感谢邓小平，没有他为‘地主’摘帽，你是没有机会考大学的。”母亲也对我讲：“你考上大学，也算是给你们孙家争光了。因为在山东老家，咱们家的成分不好，抬不起头啊！”

我清楚，父母是希望我到大学以后，能好好读书。

因此，进入大学以后，我格外珍惜这难得的求学机会，发奋苦读，把更多的时间投入紧张忙碌的学习当中。平时，除了认真上好课以外，业余时间我喜欢一个人独自在安静舒适的图书馆，如饥似渴地阅览各种图书。

有一次，我在图书馆的期刊阅览室发现了一本非常好的杂志《社会》。它是上海大学创办的一本社会学期刊，里面的文章特别好。每一期我都逐篇认真阅读，精彩之处还做了读书笔记。渐渐地我对社会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还到市里的新华书店买了不少社会学的专著仔细研读。大学毕业时，我撰写的毕业论文《高校大学生非正式群体及其引导》，就是社会学领域的选题，还被评为校级优秀毕业论文。

由于对社会学的喜爱，大学毕业最初的几年，我还一直订阅《社会》杂志。大学毕业前，曾一度计划报考黑龙江省社科院社会学的研究生。

大学期间，我学的是政治教育专业，属于师范类。那个年代，教师这个职业并不吃香，我们班大多数同学都不喜欢当老师，专业思想比较严重。而我却对当教师情有独钟，因为我的职业理想就是当一名老师，教书育人。我觉得教师这个职业很神圣。

因为我们班是学校首届政治教育本科班，系里上上下下对我们格外看中，从课程的设置到师资的配置给予了特别的关心关注。系领导、授课教师还不定期与我们班同学座谈，征求我们对课程设置和授课教师的意见。

四年大学生活，我们共学了39门课程。其中，历史、教育、法律、经济、管理类的课程所占的比例较大。当时，有的同学对课程设置有意见，认为学的太多太杂，专精度不够。如今，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当年的课程体系，恰恰适应了复合型人才培养的需要。

大学毕业后，我们班39位同学从事教育、法律、经济、管理的都有。正是宽口径的知识摄取，使我们走向社会进入职场后，能迅速适应不断发展和变化的环境，找到适宜自己的工作岗位。

大学四年，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找到了一个适合自己的有效学习方法：

一是全神贯注。在最短的时间将自己的注意力快速集中到学习上，做到心无旁骛，完全沉浸在其中。

二是抓住重点。平时上课，我能做到认真听、认真记、认真思考，期末温课备考阶段必须将教材仔细通读一遍，然后找出重点，结合平时笔记强化重点内容。

三是做好统筹。因为我是学生干部，每学期初制订工作计划时，尽可能将期中考试阶段的活动安排得少一些，期末温课备考前必须把所有工作任务都完成。确实因为特殊情况完成不了，也要毫不犹疑地放弃。

四是懂得取舍。我知道，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大学期间，我几乎放弃了所有节假日和周末休息时间。因为我要抢回平时因学生工作而耽误的学习时间。

当同学们去休闲、娱乐、交朋会友的时候，我常常是一个人坐在教室发奋苦读。一个人躲在教室里静静地看书学习，我很享受这样的大学时光。

正因为如此，大学期间我的学习成绩一直不错。大学前两年平均成绩是4.5分，拿到班级最高的二等奖学金，当时班级只有两个人获此殊荣。大学四年，我的平均成绩是4.3分。

按理说，这样的学习成绩，大学毕业后继续读研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但是，政治教育专业创办不到四年，还没有招收硕士研究生的学科授权点。因此，在本校读研变得非常渺茫。我曾计划报考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的研究生，也因为大二以后在校学生会工作而不得不最后放弃。

大学期间，没能如愿继续深造是我的一大遗憾。尽管参加工作以后我在职先后攻读了硕士、博士学位，但是，其中的甘苦只有自己知道。

信任激励我为民服务

回想四年的大学生活，有两位老师对我影响很大。一位是张雅茹老师，另一位是杨德秋老师。

张雅茹老师是我们班级的辅导员，50岁出头，中等身材，是一位有着丰富学生管理经验的老教师。也许是政治教育专业的特殊性，她对我们班同学的政治素质要求非常高，对同学们日常生活的管理也非常严格。同学们私下都称她为“马列主义老太太”。

但是，张老师又是一位说话办事非常有温度的教育工作者，她像知冷知热的慈母关心着每一个同学。班级哪位同学家中出现了重大变故，哪位同学经济上遇到了困难，哪位同学情感生活遇到了麻烦，她都了如指掌，并及时进行帮助和引导，同学们都非常敬重她。

记得入学后不久，张老师突然找我谈话。她先是问我是否适应大学生活，家里父母兄弟姐妹的情况，最后她对我说：“我观察了你三个月，发现你学习很刻苦，办事说话很稳重，你出来为班级同学做点服务工作吧。”接着她又十分认真地对我说：“你做班级的生活委员吧，我相信你能把这项工作做好。”

张老师找我谈话出乎我的意料。我很想在大学里沉下心来静静地读书、学习、思考，对做学生干部没有一点兴趣。但是，看到张老师充满信任和期待的眼神，似乎找不出拒绝的理由。于是，我就答应下来。

做班级的生活委员其实并不难，除了负责组织班级的劳动、寝室卫生的定期清扫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每个月末给同学们发放助学金和粮票。而我们班同学大多来自黑龙江林区，家庭经济条件都很一般，每个月助学金和粮票的及时发放是同学们最大的期盼。而我为了最早最快地将助学金和粮票发到同学们的手中，常常是要提前到学生4号楼的财务科排长队去领，有时为了提前拿到还要耽误上课时间。但是，看到班级同学们在第一时间准确无误地领到自己的助学金和粮票时的开心笑脸，我还是有点小小的成就感。

就这样，我的生活委员做得有声有色。不久，刚刚成立的社科部组建系学生会，我又被推荐到系学生会担任生活部长，大一快结束的时候又担任了系学生会主席。

本来，做学生干部不是我上大学的初衷，我的目标是到大二结束的时候换届下来集中精力准备考研。但是，计划没有变化快，1987年初，学校团委开始从各个系部遴选校学生会干部，把我确定为重点遴选对象。因为考研的强烈愿望，我很快拒绝了校团委的邀请。

然而，杨德秋老师的几句话，让我在学生干部的道路上不得不继续走下去。

说来也怪，我原以为回绝了校团委的邀请，此事就到此为止了，因为学校这么大，想做学生干部的人又那么多。但是，校团委副书记范德林老师却找到了杨老师，而杨老师十分爽快地答应下来，并且说这个学生干部品学兼优值得培养。

有一天中午，我思前想后还是给杨老师打了个电话，进一步表明我不去校学生会工作的理由。杨老师也是辅导员出身，对学生工作，特别是学生干部培养工作非常有经验。当时他是负责系学生工作的党总支副书记，长得高大魁梧，声音洪亮，也是一位心地善良，对学生很负责任的老师。

杨老师听了我的想法后，很认真地对我说：“校学生会是很锻炼人的地方，前两任的校学生会主席都是我在采运系的时候推荐的。你和这两位相比，不比他们差，某些方面甚至比他们还强，我看你行，去校学生会锻炼锻炼吧。”

我是第一次听到杨老师对我这样的评价，心里十分感动。因为平时我与杨老师的沟通交流并不多，对杨老师一直心存敬畏。

师命难违，于是我到了校学生会，先是担任了一年的生活部部长。1987年冬天校学生会换届，我又担任了校学生会主席，同时兼任黑龙江省学联常务副主席。

在校学生会工作的两年时间里，我创办了首届东林大学生科技文化艺术节，为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打造校园文化品牌，做了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同时在维护学校安全稳定方面发挥了很好的桥梁纽带作用。

印象最深的是1987年下半年，由于猪肉涨价引发学生的担忧。当时吃早饭的时候，我发现同学在食堂里一边排队买饭，一边敲饭盒。于是，我马上利用中间操学生会例会的半小时找到学校总务处领导，反映学生的诉求，希望学校总务处能够尽快出面，向学生们讲清楚这次市场猪肉涨价的背景、幅度和可能对学校副食的影响，让学生们明白事实真相，平息学生的不满情绪。总务处领导马上答应了，下午四点，学生会组织全校各个班级的班长和生活委员200多人开会，总务处刘远鹏处长对这次猪肉涨价问题做了详细说明。

刘远鹏处长是一位瘦高个子，律师出身，讲话非常有条理。他把这次市场猪肉涨价的来龙去脉讲得清清楚楚，并向同学们承诺，学校不会率先涨价，会采取补贴食堂的办法来平抑副食价格，不会让同学们承担过大的经济压力。

此次会议开了一个多小时，会场上鸦雀无声，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会后，各班级都组织了班会，传达了会议的主要精神，让学生放心。此事一下就平息下去了，反响非常好。学校党委对此次学生会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主管学生工作的校党委副书记李希明同志和学生工作部、团委的老师对学生会的敏锐、负责、担当的精神给予高度评价。

如今，回首大学往事，我对教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什么是最好的教育？老师充满信任的激励就是最好的教育，领导对学生干部的充分认可就是最好的教育。

我有幸在大学期间遇到了两位令我尊敬的好老师，遇到很多充满正能量的好领导。是他们的信任和鼓励让我这个从大森林走出来的林区子弟，从一名普普通通的大学生，成长为大学里的学生领袖。

母校，让我的大学生活丰富多彩，充满了向上的激情，也让我对未来的成长充满了自信和希望。

感恩回馈母校培养

紧张而充实的大学生活总是过得很快，不知不觉中我就要大学毕业了。

临近毕业，打起行囊准备回家乡工作的我突然接到学校的通知：留校工作。这让我感到有些意外。

因为对于委托培养的学生来说，按照委托培养协议，大学毕业后的我们必须回黑龙江省各森工林区当中学教师。然而，被通知留校工作，确实让我有一种喜出望外的感觉，而这种“破格”也让我感到了无形的压力。

说起毕业留校的事，许多人和事都让我终生难忘。

当时，主持学校党委工作的是李希明书记。他是一位风度翩翩年轻有为的学校领导。由于我是校学生会主席，有时能代表学生列席学校一些涉及学生工作的重要会议，所以我认识他。但我认为，他当时并不认识我。因为我从来没有和他说过话。我想，他作为学校主要领导，每天日理万机地处理各项工作，应该不认识我。后来听说，在讨论我留校时，李书记的态度很明确：校学生会主席是千人挑一，应该把他留在学校工作。

留校这事确定了，但要解除委托协议并不那么容易。负责学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任世忠同志，给他在松花江林管局做领导的学生写了一封信，让学生处招生办同志送过去，请他们支持。尽管松花江林管局教育部门不太情愿，但是，林管局领导“绝不能因为一个毕业生去留问题，影响和东北林业大学的关系”这句话，还是让林管局主管部门很快为我办理了解除委托协议的手续。

当初，建议让我留校工作的是时任团委副书记的范德林老师。范老师曾是团委副书记兼学生会秘书长，代表学校团委指导学生会工作，和范老师在校学生会朝夕相处工作两年，他对我非常了解，也格外的信任。

但是，毕业生留校是一项十分严肃认真的政治工作，不仅有严格的遴选程序，学校还有一个毕业生分配工作领导小组。这个小组由纪委、组织部、人事处、学工部、团委等多部门的负责同志组成。在这个过程中，学工部部长林秀清老师、团委书记陈文斌老师都给予我充分的肯定和支持。没有他们的无私帮助，在当时的环境下，我留校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些都是我留校工作以后逐渐知晓的。

留校工作多年以后，有一次，我陪同校纪委副书记乔传良同志考察干部。他知道我的名字后非常高兴，他说：“你毕业留校工作，我们纪委了解了很长时间，发现你和学校领导、学工部、团委的老师没有任何私人关系。如果你和他们有一点点私人关系，哪怕和他们有同乡的关系，你就留不下了。”听了乔书记的话，我感慨良多。

我庆幸那个时代大学校园的纯净，更感恩改变我命运的那些无亲无故、素不相识的领导和老师的知遇之恩。我在心里默默地许下心愿，一定要带着感恩的心回报母校的培养，回报那些信任和无私帮助过我的领导和老师。

1992年7月，我离开校团委调到学校人事处工作。人事处是负责学校教师、管理干部选留和调配的重要职能部门，每年都要主持考察一批留校学生做辅导员和机关干部。于是，我总能听到人事处处长考察回来对我的调侃，说你今天又“遭到”领导表扬了，某学院拟将一个委托定向的学生留校工作，领导们就问：“此人和孙正林比怎么样？如果和孙正林一样优秀就不用讨论了。”我听了以后，进一步增强了为母校做好工作的信心和决心。

毕业留校工作以后，我先后在校团委、人事处、组织部、党委办公室等多部门工作。在每个部门我都能踏踏实实、兢兢业业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在母校不同的发展时期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2007年1月，我被提任为东林的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先后负责学生、安全、人事、后勤、宣传、博物馆等多领域的工作，在更大的事业平台上，为母校的发展履职尽责、尽心尽力。

如果从1985年7月开始算起，我在母校学习工作了32年。我把人生的最好青春年华留在了东林，留在了母校。

2017年3月15日，教育部党组将我调到东北大学工作，担任党委副书记兼秦皇岛分校党委书记。到一流大学工作，平台更大了，视野更宽了，为党的高等教育事业贡献力量的机会更多了。我将继续发扬“学参天地，德合自然”的东林校训精神，努力为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贡献自己新的智慧和力量。

今后，无论我走到哪里，不管我栖身何处，东林，都是我魂牵梦绕的精神家园。

母校情深，我爱东林！

（作者孙正林，东北大学党委副书记兼秦皇岛分校党委书记，管理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1989年毕业于东北林业大学政治教育专业，之后留校工作，在学校学习工作32年。曾任东北林业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2017年3月调任东北大学工作。兼任全国高校辅导员工作研究会副会长，河北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