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衔晋简介：

杨衔晋，我国资深的森林植物学家和林业教育家，是东北林学院林学学科的学术带头人。1952年他来到东北林学院，曾任教授、林工系系主任、教务部主任、东北林学院副院长、院长。曾被聘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林业专业组成员、林业部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农学学科评议组成员、林业部全国高等林业院校林业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副主任。他还担任《中国植物志》《植物分类学报》《林业科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农业卷》等全国性学术书刊的编委等。

杨衔晋长期从事森林植物学教学、科学研究和行政领导工作，是中国研究樟科植物较早的学者之一，他发现木本植物新种70余个，对东林林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对中国植物分类学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学术思想和论著，也留下了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

立志学林 报效祖国

1913年5月4日，杨衔晋出生于浙江省嘉兴市的一个书香门第。从小受嘉兴私塾启蒙，他勤奋好学，聪明过人。1925年杨衔晋就读于嘉兴秀州中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同时考取了4所大学，他怀着一颗拥抱大森林的心，选择了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森林系。大学期间他发奋学习，用3年时间读完了4年课程，并挤出时间从事科学研究。他跟随耿以礼教授开始研究竹类，通过野外调查考察和标本分析，完成了第一篇论文《南京的竹类》，才华初显的他受到校方的高度重视。

1937年，杨衔晋离开了国立中央大学转到了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成为该所的研究人员。他为何要放弃条件优越的国立中央大学，而就职于民办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是因为他有一颗强烈的爱国心。当他看到中国植物分类和命名几乎全被外国人所垄断时，感到不可容忍。这些外国学者以各种身份来到中国，采走了一批又一批的植物标本，使中国大批原产标本流落到国外，新种、新属不断被他们发现和命名，这是中国植物学界的耻辱。他要扭转中国植物分类和命名被外国人垄断的历史，为发展中国森林植物科学贡献力量。这一转职彰显出杨衔晋不屈的民族气节。

当年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是民办的。当时国民政府有一条“民办研究所不改为公立的，就不发给平价米”的规定，再加上当时通货膨胀，职工生活维艰，研究所难以维持。钱崇澍所长就带领大家种菜养猪，还鼓励专家学者到其他大学教课，以所得的平价米和额外收入来补助困难职工，支持研究所发展。杨衔晋是到其他大学教课最活跃的一个，他先后到北碚的复旦大学农学院、沙坪坝的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讲课，用自己的教课费添补研究所的费用。

在讲课的同时，他还从事科学研究。他认为，从事教育与科研相辅相成，从事教育是为祖国培养更多的人才，从事科研是用科研成果服务于祖国建设，两者相得益彰。在当年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杨衔晋凭借对林业事业的满腔热忱和刻苦钻研精神，撰写了《中国的楠木》《四川新木本植物二种》《四川女贞属之记述》《樟科植物之新种》《四川东部之新木本植物》等研究论文，在中国植物分类学研究上初露锋芒，也为以后深入研究夯实了基础。

深山老林 采集标本

抗日战争爆发后，身处重庆的杨衔晋在门类繁多的植物分类学中，选择了樟科植物研究。他看到中国樟科植物资源十分丰富，在林业、轻工、医药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基于科研服务于祖国建设的思想，在研究资料缺乏的情况下，着重研究川康地区的樟科植物。

抗日战争的烽火没有阻挡他走进深山老林采集标本和实地考察的步伐。缙云山、峨眉山、金佛山、青城山等深山密林里，都留下了他的足迹。1938年夏天，他参加由中华自然科学社组织的“西康科学考察团”，和曾昭伦等3人从重庆出发，渡雅砻江入木里，再渡金沙江，经丽江、大理、楚雄到达昆明，沿途考察和采集标本。当时这些地区交通不便，兵匪不分，加上严重的民族隔阂，条件相当艰难。他们常常以发霉的玉米充饥，以至他的牙齿被弄坏了也全然不顾。他历尽艰难险阻采集了大批植物标本，为他以后的科学研究积累了丰富资料。他们当年采集的大批标本至今仍保存在全国植物标本馆和江苏植物研究所等标本室里。

在标本采集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先后撰写出多篇论文，发表在有关学术期刊上，其中《樟科植物之新种》一文就发表了樟科新种12个、新变种9个、新变型3个及新订正种3个，共计27个，分隶9属。这些新种发表后，多为世界植物学界所公认，丰富了中国樟科植物种类，也为开发利用中国樟科植物资源及日后编写《中国植物志》《中国树木志》提供了重要资料。

情系《中国植物志》

1973年，杨衔晋开始参加《中国植物志》的撰稿和编辑工作，一干就是十余年。《中国植物志》在他心中是崇高的、神圣的，是他心中最美丽的蓝图和梦想。

他还清楚地记得，1947年有人提出由美国出资与中国合编《中国植物志》，当时他的导师钱崇澍教授严词拒绝。钱崇澍教授说：“中国的植物志必须由中国人自己编写，不能由外国代庖。”钱崇澍教授的意见深为有民族自尊心的人所拥护，杨衔晋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不仅是一个坚决的拥护者，而且是一个坚定的践行者。

杨衔晋说：“现在一切条件都具备，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植物志》编好，为祖国争光，为民族争气。”他和黄普华共同承担起《中国植物志》樟科木姜子属、新木姜子属和黄肉楠属的编著工作。他从繁忙的领导工作中挤出时间，不顾自己身患高血压和心脏病，每年都抽出半年时间，携同黄普华先后走过了祖国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名山大川，西双版纳、峨眉山、青城山、井冈山、九连山等都留下他考察研究的足迹。他还与弟子到国内多家植物研究所和有关大学的植物标本室，鉴定了两万多份樟科植物标本，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这些实践为纠正、澄清长期以来外国人对我国樟科植物分类上出现的错误和混乱，提供了重要论据。

杨衔晋认为，植物分类学家如果不亲临野外考察，不亲自采集标本，研究其属性，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分类学家。他强调，通过野外考察不仅能掌握植物的分布、生长环境、生活习性和适应性，而且能通过种群的研究，在分类时进行性状分析，掌握变异幅度，这些对植物分类学家来说至关重要。

1976年7月27日，杨衔晋同黄普华到云南西双版纳考察后回到昆明。翌晨，听到唐山发生了大地震，波及北京的消息。当时他们已买好了29日回北京的机票，昆明植物研究所一些同事劝他们退票。但他首先想到的是，位于北京的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的研究资料是否安全，他不顾个人安危如期返京。到京后，他看到植物研究所办公大楼早已关闭了，研究工作已停止，招待所没人敢住，只能住在马路旁临时搭起的帐篷里，可喜的是研究资料安全无恙。由于不能工作，他只好返回哈尔滨。

回哈后仍有北京余震的报道。但为了早日完成研究工作，杨衔晋不顾个人安危，和黄普华又返回北京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当时，人们都害怕地震再次发生没有回来，庞大的研究所只有他与黄普华在办公。为了预防余震，他们住进招待所的平房，白天从标本室取来植物标本，回到招待所里研究，晚上就钻进床底下睡，这样坚持了一个多月。他们冒着地震危险忘我工作的精神，正是中国科研工作者优秀品质的集中体现。

杨衔晋辛勤耕耘樟科植物分类学，终于换来了丰硕的果实。1978年发表了的《中国樟科植物资料（二）》的研究成果，记录了他和助手联合命名的樟科木姜子属、新木姜子属和黄肉楠属新分类群57个，其中新种30个、新变种11个、新亚种1个、新变型2个、新订正种2个、新订正变种9个和新订正变形2个。这是中国樟科植物分类研究的重大成就与突破，而且还纠正、澄清了长期以来外国人对我国樟科植物分类上的不少错误和混乱，同时也为编好《中国植物志·第三十一卷》奠定了基础。他和助手合作完成的“中国樟科植物的研究”获1980年林业部林业科技成果二等奖；获1982年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

杨衔晋感言：一部中文版的《中国植物志》是由中国四代植物学家跨越半个世纪的心血铸成，这是中国植物研究走向国际的一座里程碑。我为祖国丰富的植物资源而自豪，我为中国植物走向世界而骄傲。

洁身自爱的典范

杨衔晋身上凝聚着许多可贵的品质，这些品质彰显出老一代科研工作者的高尚情操和精神风貌。

其一是不向黑恶势力屈服。1938年，他在川康少数民族地区调研考察时，有人劝他加入具有黑社会色彩的“帮会”，加入“帮会”就可以沿途畅行无阻，还可以受到招待。但是，他坚决不从，宁愿啃发了霉的玉米，也不入“帮会”，彰显出他洁身自爱，不与黑恶势力同流合污的风骨。

其二是给自己降低工资标准。1950年，他从上海复旦大学借调到东北农学院任教。当时借调合同规定：借调期为一年，工资按照复旦大学的标准发放。但他发现东北农学院教工的工资甚低，相差太悬殊了，于是他提出自己按东北农学院的标准领取工资。当时，刘成栋和刘德本两位院长亲自到他家里相劝，他仍然坚持按东北农学院的标准领取工资。这种严以律己、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品质难能可贵！

其三是稿费上交。1979年他的樟科植物研究成果获奖，分得奖金500元，他如数捐赠给中国林学会，作为学会林业科技奖励基金；1982年《中国植物志·三十一卷》出版，他分得稿费300元，也毫无保留地捐赠给学校幼儿园；1976年夏天，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乔治·布什访问东北林学院后，先后两次给他个人寄来科技资料，他全部转送给学校图书馆，供全校师生学习参考。他生前一再叮嘱家人，他去世后要把个人收藏的图书资料全部捐献给学校图书馆，让全校师生分享。1983年，他得知自己患了癌症，仍念念不忘工作，对老伴说：“湘凰！我不希望活多长，只希望再给我三年时间，让我能为国家再培养一批博士研究生出来，吾愿足矣！”

1984年2月6日，杨衔晋逝世于北京。为了纪念这位森林植物学家和林业教育家，东北林业大学在图书馆特设立了“杨衔晋捐赠图书专柜”，该馆陈列着杨衔晋的照片及由其夫人谭湘凰代表他向学校捐赠的全部图书资料，以供全校师生瞻仰和学习。

杨衔晋，一位爱祖国、爱林学事业的中国植物分类学专家。他为中国林业教育和林业科学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求实学风和优秀品质如一座丰碑，永远树立在东林人的心中。